听向松祚演讲，犹如品尝麻辣大餐，酣畅淋漓。他的结论您可能未必都认同，但他演讲时带给您的感受可能相似：观点鲜明、激情澎湃、毫不枯燥。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他的学术功底毋庸置疑；作为曾经的农家子弟，他更是接足了地气。近日，他应新华网江苏频道之邀，来南京参加“半程2016”经济高峰论坛之际，扬子晚报记者专访了他，近距离感受到这位学界大咖诚朴、谦和的一面。

　　1965年出生的向松祚，履历让人艳羡：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任职于央行深圳分行，再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他创过业，做过公司董事长和CEO，还担任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长达五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然而，人们不太知晓的是：在最初的求学道路上，向松祚也曾面临接近“失学”的困境，“偷懒”的他不想干农活，拼命读书，一不留神，成了经济学家。

　　多年前，当向松祚从海外留学回来，重回母校湖北秭归二中时，得知很多贫困生学业难以为继，当场慷慨捐赠，并倡议发起基金，资助最贫困却品学兼优的山区学生，虽然金额不大，却鼓励了许多学子。扬子晚报记者向他求证，他说，这不值得写啊，每个人都会给母校做点事，这没什么。“但很多人是捐给大学，捐给中学母校的不多啊？”扬子晚报记者这一问，打开了向松祚的童年和少年记忆。

　　“对农村孩子，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孩子来说，上个好的中学很不容易。中学决定了他能不能上个好的大学。当时考大学的比例全国是平均4%，一百个人里只有4个能上大学。对我们秭归这种偏僻的山区县来说，根本没有4%。我当年是我们县的状元，好像是唯一一个能够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的“明星学生”——成绩好，基本包揽各种竞赛奖项——当年也面临过接近“失学”的困境。他家在闭塞的山区，由于极端贫困的环境，村里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整个村子唯一的藏书，就是村干部家的毛选四卷，而且从来也没有人读过——因为根本不识字啊。家里兄弟姐妹7个，他排行老五，父母也曾动员他退学回家干活。“但我可能潜意识就不想干活吧。偷懒！”向松祚笑着说。上小学时恰逢文革晚期，全国都在搞什么“五七办学”。孩子们在学校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干活。具体到山村，就是种田养猪。那时学校根本没有教科书，只是边干活，边顺便认几个字。女孩子负责养猪——因为扯猪草是比较轻松和细致的活；男孩子负责养羊——因为得上山砍草有点风险。小学毕业时，羊和猪被卖了，卖的钱给每个同学做了身粗布衣裳和一支钢笔，大家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向松祚直言，感觉是“悲伤”：童年的伙伴大多后来再也没有继续读书，多数至今仍然是半文盲的状态。

　　向松祚直到上高中后才知道，原来还有上大学这回事儿。“高中老师说，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我才知道，啊，还有上大学这回事儿。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学。人就是这么被时代推着走。”向松祚感慨说，自己考大学的动力很简单：第一，种田太苦，如果考上大学就能在城里找工作，不再种田。第二，老师对自己特别好，特别照顾，觉得要考上大学才对得起他们。

　　“就这样无意识地被推动着，一不留神成了经济学家？”扬子晚报记者问，“大学之前完全是无意识。”向松祚回答。

　　“漂亮的数据掩盖了许多让人悲伤的现象。”向松祚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学区房现象极其荒谬，世界罕见。在不少场合，他都为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呼吁。在他看来，经济学家首先得有人文情怀，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说话。今天全世界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正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