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日前就“十三五规划的最大创新点“一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一是“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提出了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拓展了以往狭义的技术创新的概念。创新被定位为四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强调的是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机结合。
    胡鞍钢认为，这个创新是一个广义的创新。他对创新的定义是，能够为社会提供新增价值的活动就是创新。这个价值包括物质价值或者说经济价值，也包括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知识价值等等。如果这样理解，我国确实就会做到万众创新。当然，我们认为不仅是双创，而是“三创”（包括亿众创富），所有这些价值都将成为社会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超越了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形成全社会的创新。
    现在提出来的万众创新、亿众创富，其本质就是我们必须发动十几亿人民一同创新。创新本身也会产生外部性，会产生溢出效应。比如，在阿里巴巴创造的电商平台上，活跃的买家达到4亿人，活跃的卖家超过800多万家，甚至将近1000万家。所以，这个创新在很大意义上是具有关联性、外部性、外溢性的。
习近平同志讲了这样三句话：“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这段话非常经典。对此他也作了相当多的论述，讲的也很专业，这些话的内涵也体现在“十三五”规划中。比如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两只手即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等等。
对这个问题他也做了说明。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驱动力。总的来说是四阶段，一是低收入阶段就是初级要素和驱动，包括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等；二是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是资本要素驱动，特别是国内储蓄率、投资率，主要是扩大投资规模。三是较高收入阶段，基本上是技术要素驱动，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有关。四是更高收入阶段，一定是创新驱动。
    按照许多经济学家所概括的经济增长模式来看，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追赶型，也是外生型的，通过引进来消化技术。第二类是所谓自主创新型，也是内生的增长模式。美国最成功的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在美国经济起飞期间，即1870年到1913年间，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先是追赶型，后是内生驱动型，一直到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还是来源于美国。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宇航局（NASA），美国政府一直稳定资助，让科学家设计制定十年目标，二十年目标或三十年目标，提出目标产品，如阿波罗计划、水星计划等。然后该机构开始采购，形成了客户关系。美国的这种模式，其实是最成功的计划经济模式。美国的研究者做过相关计算，NASA的一块钱就相当于十九块钱的效益，因为NASA所创新的都是全球性的公共知识、公共技术。
    中国如何实现从追赶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呢？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和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就是要搞“拿来主义”。我国原来的优势叫后发优势，如果从机制角度看，把它称之为T1，就是引进科技机制；T2就是科技再创新机制，具体技术都是别人的，但是我拿来搞本地化创新、集成创新、系统创新，以上都是利用后发优势。T3是自主科技创新机制，才能形成先发优势；T4是巨国市场规模效应；T5是世界市场规模效应。因此，中国的创新是T1+T2+T3+T4+T5，从边际的角度看，五种效应一起发生作用显然就和仅仅引进技术完全不一样了。后两者都是取决于市场开放程度，因此一个国家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开放，才能有效利用国内巨国市场规模效应、全球市场规模效应。
所以说，创新发展需要开放发展，然后变成一种共赢的模式，分享经济成果，才能够把蛋糕做大。在我看来，阿里巴巴的做法，就是共享经济的思想。这五个机制叠加在一块，就会极大推动我国朝着创新驱动的方向前进。
中国的创新发展还有几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创新。它是我所说的全体人民的各种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不只是企业家创新。二是不仅局限于科技创新，而是包括了多种机制的创新，也包括像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等一系列。三是更加核心的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创新发展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点。最终的创新还是为人，在中国就是为了十三亿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