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社会风险，从一定范围上来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风险并发症”。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风险都会引发“社会危机”，但是，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这意味着预防和应对“社会危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
　　胡冶岩教授表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要看经济总量，还要看社会是否和谐；评价执政党的执政业绩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还要看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公共服务之所以在新世纪大行其道，其原因在于服务本身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血脉相连，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社会活动首先是服务精神的体现。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确实高屋建瓴，他用最精确的语言阐述了公共服务的深刻含义。他说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共服务的新概括。所以领导的路线、政策必须接受人民的检验。
　　领导就是普通人，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是服务者、是工具，既是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领导是一个集体，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不是个人说了算。与此同时，领导就是服务，领导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责任观。权力首先是责任，权力的唯一价值是为人民服务，权力必须服从真理。要树立正确的权力制衡观，就要依法授权，依法用权，不揽权、不侵权、不滥用权力，更不能将公权私有化。
　　那么公共服务能力究竟为谁服务？服务什么？第一是为公民服务。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委托，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权利，否则公民有权收回，选举出新的政府。政府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他们的运转和活动是靠公民所缴纳的税负支持，公职人员靠公民纳税来供养。政府要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尽力，这完全是应有之义，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公民服务，否则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二，要为社会服务，行政领导则代表国家、政府执行这种公共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体现为培育市场体系，为市场服务，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既要为企业服务，还要维护社会良性行为，比如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制订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等。
　　最后一点，要为国家服务。行政领导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的职能就是执行国家的职能，实现国家的意志，所以任何行政领导都是代表政府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当然这种服务也是多样的，包括改善福利、协调缓解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证国家内部的安全稳定、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安全需要等，同时要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