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三大系统性风险，权势阶层套现，交易方普遍失信，投资效率低下。权势阶层套现导致的贫富差距使内需经济无法启动，交易方失信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直线上升，投资效率低下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发展表壮里不壮——失信则是三大系统性风险的综合表现。

    因为失信，社会断裂成碎片；因为失信，整个社会信用体制无法形成，实际上处于高昂的交易之中。所有的数据都受到质疑，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被怀疑，所有的银行收费都让人生疑。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

    公众捐款大幅减少。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深圳市红十字会统计，去年7月，深圳红十字会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的数据为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今年3月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2万元为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捐款方式包括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直接捐赠，其中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337-010-100-1000-71011”的银行捐款仅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近日也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万6000元，不过，在“郭美美事件”后，该校从7月至今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中国慈善运作成本高昂，如果体制不改，今后会高到不可承受。

    中国公益基金行内的管理费率在10%左右，与国际其他慈善组织没有天壤之别。但几个案例折射出背后的管理现状，却让人对10%的数据深感质疑。

    详尽透明的信息与去除垄断才能重新赢得信任。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处于“非法状态”。民间慈善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对民间慈善的刻意忽视，使民间慈善无法成长；另一方面，在野草丛生中，民间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内容庞杂，透明度低，自我管理制度缺位、落后，导致民间组织发展更加不足。

    7月22日，曾被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的原昆明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因被指控贪污接受了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的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另外，她还用“公费”邀请朋友打网球娱乐。而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今年今年4月15日网曝“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费”。7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布“三公”经费情况显示，称公务接待费从去年的15万降到今年的3万元，被视作浮云。

    如何约束系统性风险？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制约机制，运用规则尽可能地扶植民间NGO组织成长。

    财务不透明，10%的管理费用未必就是真实的费用比例。按照民间较为乐观的政府拨款按照5：5比例被挪作中间用途的估计，红十字会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经费被用于管理成本。当然，没有公开、透明的帐务，我们只能推测。红十字会不必暴跳如雷，公众对任何不透明的部门都同样“不惮以最坏心态进行推测”，直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透明、公开、有信用。高昂的管理费用通常会对应低劣的管理，为应对郭美美危机，红十字会加班加点赶出的捐款信息发布平台，印证了此前这个部门未能尽到最基本的数据录入责任与捐款去向追踪责任。

    个人对个人慈善，风险极高，对慈善机构不信任将行善者逼到了一对一行善的窘境，在慈善领域不再有专业机构、不再有成本的下降、不再有互信，而沦落到“以物易物”的小农社会阶段。

    国人无善心？错。从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企业捐赠排行榜看，2009年捐赠超过百万元的民营企业有282家，占慈善企业总数的62.9％，这个数字远高于国企和外企。国人不会做慈善？错。本世纪初期风起云涌的民间慈善组织，曹德旺令人称道的苛刻捐款，让人看到了民间制度性努力的成果。只要体制跟上，民间NGO将迎来大发展。

    红十字会面临的信任危机就是信用的三聚氰胺，有关部门忽视、阻止民间组织，而官方机构的不透明阴影无法消除，于是，怀疑散布在股市，散布在楼市，散布在银行，人们质疑数据、质疑低下的效率、质疑频繁的内幕交易。可怕的是，大部分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居高不下，大家一齐退回以货易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