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潜力的事情，我想说一点我的看法。其实所有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说为了能实现潜力，不管这个潜力是6%还是8%都需要深化改革，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学者不同意的，所有的都这样说。

　　问题是假如说我们做到了各种各样深化改革的措施，如果说我们预测增长潜力是7.5%，如果达不到怎么办？我们努力的去完善制度，努力的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假如说定了一个7.5%的增长目标，达不到怎么办？当然也不是没办法，我们可以拼命的投资，投资在短期内确实可以拉动这个增长。或者我们不管环境，把环境污染的成本降到最低，让企业不承担任何环境污染的成本。但是我想这两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至少让企业去拼命污染环境，这样我们的竞争力就强了，增长目标7.5%就能达到了，没有人主张这样做。

　　另外就是投资，如果我们具体讲到投资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如果投资多了，自然消费就会下来，假如达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7.5%，投资率高了，自然消费力就低了。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目的是说就为了达到增长率，就是要怎么样的，说要在多少年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个收入水平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这个我们要不要？这是一个问题。

　　即使我们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不考虑消费，我们管他老百姓，反正我们国力增强了，可以在全世界民族之林里面感到很自豪，尽管老百姓消费不够，这也可以是一个目标。如果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就是这个，也不一定能达得到，因为投资太多了，可能效率受到了影响。刚才哈继铭讲了，投资太多了，可能带来杠杆率的增加，风险增大了。投资对效率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看实证的结果。我们做了很多实证的分析，就发现我们过去，至少2008年之后，我们的投资结构，我们之所以能达到比较高的投资率，是因为我们投资结构改变了。如果你要让市场来决定投资率的话，肯定不是48%，肯定是更低的。之所以我们达到了48.6%的投资率，是因为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在投资结构里面，我们2008年之后产生了什么变化？在2007年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投资分成两块，一块是机械设备，另一块是建筑安装。在2007年的时候，建筑安装占的比重是58%，到了去年变成了70%。建筑安装都是谁做的呢？企业做的，可是大量的建筑安装不是企业做的。再进一步分析，看这样一个投资结构的变化对效率的影响，我们算了一下各个省份，从1978年到现在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看这些全要素生产率跟什么因素有关，通常包含的因素都在里面了，比如政府规模的大小，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城镇化的程度，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外开放的程度。我们再加了一个投资的比例，我们就发现，在这样一个回归中，从1978年早现在各省全要素增长率的回归中，投资率的系数是负的。就是说投资越多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慢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把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机器设备，一类是建筑安装。我们就发现机器设备的投资对全要素增长率增长是正相关的，跟建筑安装的投资跟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是负相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去通过环境污染来达到的，只有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投资来达到。而这个投资来达到，又不可能是通过市场的投资来达到，只能通过政府的主导才能达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对效率的改善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定这个规划，能不能对于增长目标的规划弱化一点？因为如果我们达不到定的这个目标，我们就要拼命踮着脚向上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成本，有低效率，甚至有很多风险。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得稍微低一点，我们可以超过这个目标，如果市场主体的活动使得我们超过目标皆大欢喜，如果我们能够不需要再踮着脚向上够就能达到这个目标，这也是皆大欢喜。千万不要定一个目标只有踮着脚才能够得着，踮着脚才能够得到的目标会带来很多风险。我们的规划如果能弱化一点，来强化深化改革的目标，强化完善体制的目标，强调收入分配的目标，强调就业的目标，可能这样的一个规划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更好的。关于经济增长潜力的事情，我想说一点我的看法。关于经济增长潜力，刚才徐林司长说不同学者的估计在6%到8%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但是其实所有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说为了能实现这样的潜力，不管这个潜力是6%还是8%都需要深化改革，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学者不同意的，所有的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