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白重恩，男，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Mansfield Freeman Chair Professor)、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波士顿学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2015年0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白重恩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为维持6.5%以上增速，经济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维持过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目前可能会陷入由政府主导的刺激性投资所带来的恶性循环。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需要我们放弃对过高增长速度的诉求，财政政策从投资转向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减负、减费，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不断的向下调整，2016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是6.7%，在之前是6.9%，再之前就更高一点。可能到了2017年，我们现在预测经济增长速度大概是6.5%。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应该做些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定了增长目标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十三五”规划中，我们定的增长目标是增长速度要保持在6.5%以上。这样一个增长目标，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为了实现这样的增长目标，我们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呢？就是在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前提之下，如果我们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持增长速度，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们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可能会走入一个恶性循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
 

　　为了讲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要考虑一系列的事件。我想说第一个事件导致第二个事件，第二个事件导致第三个事件，到了第五个事件，又会加强第一个事件。如果有五个事件是互相增强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们经济到底会不会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呢？如果有这样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是什么呢？我们就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开始。我们现在面临着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一旦有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刚才我们说我们也有一定的增长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做什么呢？通常来说，几乎每个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都要实行刺激性的政策。刺激性的政策有多种形式，但是在中国我们最得心应手的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引导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第一个事件就是我们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压力，第二个事件，因为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压力，我们又要保增长，我们就会进行刺激性投资，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是第二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导致了第二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当我们政府用很大的力气做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它会使用很多资源。比如说2016年，我们平均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大概是9%多。但是我们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速度是多少呢？是19%多。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要比其他的投资增长速度快很多。这样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做了这么多投资，它要占有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当它占用了这些资源，如果这些资源没有剩余，都被比较充分的使用了，那么一个部门占有更多资源的时候，就必然造成其他的部门获得资源就更加困难。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比如说在我们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还增长得很快。大家是做企业的，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劳动力成本是增加的非常快的。这个在一般的经济体中是不大会出现的，在一般的经济体中，当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劳动力的成本增长会比较慢。但是在中国，我们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同时，劳动力成本增加的比较快。我们资本的成本也很高，我们的土地成本也很高。所以最近就有这样一个企业家突然说，他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成本与美国比已经不占优势了。所以他把他部分的制造搬到美国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政府引导的投资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使得其他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其他部门就变得很困难。这是第三个事件，我们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使得政府要去做刺激性的投资，刺激性的投资会增加要素的成本，使得其他的市场中的这些企业要想获得盈利就很困难。
 

　　如果政府引导的这些投资效力低于市场中的企业所做的投资的效率，那么就会带来一个后果。当效率比较低的这一部分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效率比较高的那一部分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的时候，总体的效率就会下降。这是第四个事件，那么我们总体的效率是不是下降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衡量效率的指标，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效率指标就是总体的投资回报率。我们可以测算整个经济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我跟我的合作者，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每年都会测算整体的回报率。我们发现从90年代中到现在，投资回报率都是下降的，尤其在2008年之后，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速度很快，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计算2016年的数据。如果我们看2015年整体的投资回报率是相当低的，大概到4%，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另外我们看银行贷款的成本都高于4%，如果你投资仅能得到低于4%的回报，那么就说明很多的企业是要亏损的。
 

　　我们现在讲到整体经济效率的下降，就会带来进一步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回忆一下刚才讲的这几个环节，从经济下行压力到政府主导的投资。政府主导的投资占用了资源，增加了要素的成本，市场中的企业投资不积极，政府那一部分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市场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整体效率下降，又导致经济下行的进一步压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我们整体的经济就面临着陷入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风险。
 

　　刚才我说我想讲一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怎么来避免陷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新二元经济陷阱，我们先不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它可能就成为一个陷阱。从经济下行压力到政府主导投资，到挤压企业的活动，到效率下降，到进一步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形成一个陷阱。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这样的陷阱，或者说如果我们陷入在这个陷阱当中，我们怎么从这个陷阱里面跳出来，突围走出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就要看前面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可以打破。如果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个链条的一个环节导致另一个环节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说这个链条从A到B的关系能够打破，我们就可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我们来考虑，再回忆一下刚才的链条，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逻辑关系？我们从第一步开始，第一步开始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有了经济下行压力了以后，我们说导致了下一个事件就是政府做很多的投资。为什么政府做这么多投资呢？是因为我们政府定了增长的目标，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拉动经济，要做投资。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得稍微低一点，政府可以让市场去运行，可以不去干预，可以不去做这么多投资。尤其是当我们现在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时候，我们何必去进行强度这么大的干预呢？这是第一个观念上应该改变的，就是适应比较低的经济增长成绩。不要把经济增长的目标和速度定得太高，这一点其实是有争议的。有很多学者，包括我很尊敬的一些资深的学者，他们还仍然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潜在的增长成绩，所以我们要刺激。这个争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潜在的速度到底是多少呢？是6.5%还是像有的学者说的是7.5%，甚至有的学者说是8%。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是7.5%，我们只实现了6.5%的增长速度，说明我们没有实现潜力，所以我们要通过刺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我们的潜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潜力真的没那么高。之所以有一些学者还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比较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过去历史的经验来做比较。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他是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跟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关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离发达国家追赶的空间还比较大，这个时候增长的潜力就会比较高。当你离发达国家已经很接近了，那个时候从他那里学习的机会就少了，增长的潜力就会降低。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会不断地下降。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是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的。
 

　　怎么来衡量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呢？用的一个指标就是中国的人均GDP和世界上我们认为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说拿美国作为参照系，中国的人均GDP和美国的人均GDP相比是多少呢？现在我们用购买力平价这样一个指标来算，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你应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是多大呢？我们来看，当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五分之一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大家知道日本哪一年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是1951年。从1951年到1971年这2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2%。这个观点认为，当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的时候，他们有20年的9%多的增长。我们现在的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为什么我们不能有8%的增长率？听上去很有道理。如果只看日本，可能说日本特殊。那么我们再看看韩国，韩国是哪一年人均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是1977年，1977年到1997年这20年里面，韩国GDP的增长速度平均是7.6%，也不错，也比我们现在好。再看新加坡，新加坡是1967年人均GDP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在1967年到1985年的20年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8.6%。
 

　　所以这个观点认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高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这个观点没有看到我们和这些经济体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当这些经济体他们的人均GDP是美国五分之一的时候，他们都处于人口红利最昌盛的阶段。比如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之间，他的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占的比重不断的增加，韩国1977年到1997年，也是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不断的增加，新加坡也是一样。而中国从现在开始，适龄劳动人口占人口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
 

　　我和我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分析，把人口结构的差异考虑进去，只考虑这一个差异，其他所有的差异都不看。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未来20年会和日本1951年之后的20年相似，和韩国1977年之后的20年相似，和新加坡1965年之后的20年相似，我们的增长率会是多少？我们把人口结构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剔除掉来看，当时我们的预测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是6.3%，不是7.5%。那就说明，我们要实现6.5%的增长目标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们定太高的目标，我们跟刚才比较的这几个经济体，不管是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是所谓的实现奇迹的经济体，我们都是跟他最辉煌的时候相比。我们按照那个比较才能增长6.3%，定7%的目标就是很高的。只有踮着脚才能够着那个目标，那结果一定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刚才说，当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另外我们的人口结构就是这样，老龄化比别的国家都早，我们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占的比重在下降，适龄劳动人口每年减少三百多万。在这种情况下，做得好就能实现6.3%的增长速度。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把我们的增长目标慢慢向下调，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么多刺激。一旦不需要做这个刺激，从第一个链条到第二个链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断了，就有可能走出陷阱，这是第一个方面。
 

　　其实这个说得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十八大的时候定了一个收入翻番的目标，十八大文件当中要求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希望实现收入翻番，这个目标是当时定的，现在我们仍然很严肃的对待这个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未来增长6.5%才能实现。所以刚才我说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适应比较低的增长潜力，但是我们又受到了刚才我说的文件上这个目标的一个约束。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我们再来看，从第二个环节到第三个环节这个逻辑链条到底是什么样。第二个环节到第三个环节的逻辑链条是，当政府做了这些刺激性的投资以后，就会导致它占用了很多资源，导致要素成本上升。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政府的刺激难道就必须是做投资吗？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体现方式？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要用投资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有多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政府不是去投资，而是政府用财力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刚才说政府做了这么多基建投资，它占用了资源，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如果我们政府说我不把钱花在修这些没用的道路上，当然并不是说我修的所有道路都是没用的，我们修的很多道路是有用的，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我们会修多余的设施。能不能把这些钱拿来给企业减负？怎么给企业减负？减费是一个办法。
 

　　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我们企业面临的成本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项是社会保障的缴费，五险一金占工资的比重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养老保险，做企业的知道，企业交20%，个人交8%，两个加起来是28%。是不是必须得这样高呢？我们把全世界大家认为福利最好的国家拿来比一比，我们挑一个北欧国家，北欧国家都是公认的福利好的，我们挑瑞典。瑞典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是多少呢？是19%，我们为什么要28%？那是因为我们有历史负担，我们开始养老保险的时候，有很多国有企业退休职工一下子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只好缴费率提高。所以如果政府用我们的财力不是去做多余的基础设施，而是用这些财力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的养老问题。如果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我们做过测算，18%的养老保险缴费是完全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退休待遇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养老保险从企业交20%，个人交8%，整个28%降到18%，降10个百分点，我们企业的负担就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减轻了，企业要搬到国外的需求就少了，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做更多的投资来扩大生产。
 

　　所以从财政刺激到增加企业的负担，这个逻辑关系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财政刺激转向，从做投资到为企业进行服务，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城镇化还不彻底，农民进城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他们孩子在城市念书，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享受各种城市的福利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他们在农村的资产不能随便卖给谁，需要卖给农村集体之内的人。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流动，也许我们的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会变得更高。所以城镇化也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说的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再往下走，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如果我们财政政策转向，同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使得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就会多做投资，扩大生产，尤其是做那种产业升级的投资，让我们产品的质量更高，我们的经济动力更强，效率更高。一旦效率更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维持在比较稳健的水平，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不断的做刺激性的投资。
 

　　刚才我说的这个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这里面就要求我们要放弃过高的增长速度的诉求，我们的财政刺激要转向，不一定要做那么多的投资，更多的需要帮助企业来降低成本，控制成本。把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城镇化政策方面，让农民这个劳动力的那军能够更有效的配置到各个行业。另外在这个之上，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够进一步推进，使得政府驱动的部门效率更高，也可以帮忙我们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如果我们还按照老一套去走，我们就可能陷入这样一个陷阱。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思路，这个新的思路要求我们不仅仅看短期的增长，要看长期的增长，把短期的增长目标调得合适一点，要求我们财政政策转向，要求我们城镇化政策更加灵活，要求我们国企改革能够有更大的力度。一旦我们做到了，我们是有非常好的经济增长的前景的。即使我们“十三五”期间以6.5%的速度增长，以后速度逐渐下降也没问题，我们也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收入上持续地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