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公方彬，男，1962年12月生，山东省蒙阴县人。中共党员。西安政治学院毕业。现任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正师职研究员，大校军衔。1980年底入伍，3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1984年3月被广州军区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荣誉称号，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4月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代表作品：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发表理论文章23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们需要让灵魂跟上发展的脚步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作为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从事政党政治研究的公方彬，在开展纪念活动期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党建》杂志、《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晚报》发表四篇纪念文章。他说，同一个主题能够连续撰写四篇文章而不雷同，正是源自于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长征不仅仅在80年前有意义，更因为其极强的现实关照力，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54岁的公方彬，无论谈年轻时前线作战，或是谈从事专业理论研究，还是谈教导子女，都特别强调责任和道德的担当。他认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抱着当英雄的心态三上战场

　　公方彬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出生就自带着红色基因。公方彬家族祖辈中有一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英雄，这让公方彬自小崇拜英雄，进而想成为英雄。

　　16岁高中毕业以后，公方彬在家乡做着一份文书工作。后来，文书工作被别人取代，他就决定要去当兵。在边境，公方彬3次走上战场，每一次都是抱着要当英雄的心态上去的。“活着要当英雄，死了也一定是英雄。”公方彬回忆当年的自己。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老领导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还说，当时新兵里面最勇敢的就是公方彬，不怕死。公方彬说，当年他还是个文学青年，英雄主义的作品看了很多，也让他有了更强烈的英雄情结。

　　34年用20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除了想在战场上做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在平时，公方彬也默默地做着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34年来，他不间断地资助着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到现在一共资助了800多名学生，资助金额近200万元。

　　这些学生中，已经有500多人考上了大学，最早受助学生中已经有人成为青年科学家、教授。仅在今年，就有几十人考上大学，其中还有两个考上了清华大学。公方彬说，自己现在每年要拿出十几万元的稿费、讲课费，资助120名学生读书，靠得就是坚定的信仰信念，因此有强大的精神支撑。

　　至于何时会停止资助，他的回答是，要么中国再没有贫困学生，要么自己也进入了贫困者的行列。

　　要求准儿媳妇追求“精神担当”

　　精神的力量，也在公方彬的家庭生活中体现。去年，他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准备结婚。上门的第一天，就在饭桌上公方彬对着当时的准儿媳说，我们这个家庭是很阳光、很温馨、很向上，但我也得提醒你，加入这个家庭必须有担当精神，“我们家不追求财富贵族的生活，但却追求精神贵族的担当。”

　　第一次见到儿媳妇就说出这样的话，这让公方彬的妻子很不满意。但公方彬说，既然准备在思想的道路上作个“圣徒”，就必须有牺牲的准备，并且所有最亲近的人也应有这样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跋涉思想雷区必须有牺牲精神

　　近年来，公方彬一直从事政党政治的研究工作。他陆续发表了关于“新政治观”的文章，出版了《大思想》、《大战略》等专著。他说，自己触及的命题，多数敏感度高、风险大，既然是在雷区跋涉，没有牺牲精神不行。公方彬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为思想而牺牲的人，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苍白的，“我准备做一个为思想而牺牲的人。”公方彬的义无反顾，也获得了妻子、儿子、儿媳的支持。

　　他说，这就是担当，这就是信仰，是精神的原动力。当有一天，自己真的牺牲在思想的道路上，其实印证的就是自己的精神追求，说明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思想者，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尽到了自己能够尽到的一切。

　　您坚持资助学生的行动很了不起，基于什么想法这样做？

　　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能算是内心世界或价值观的外化、社会化。每一个社会的人都负有这样的责任，只是因条件和能力的限制，表现有所不同。当然，自己能够坚持数十年，缘于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通过修养获得提升。

　　我从事理论工作，研究重点之一是信仰与道德，要实现突破，不能依靠逻辑推理，必须有切身体验。有关部门曾经推荐我参评全国道德模范，我坚决不同意，我两次荣立一等功、四次三等功、二级英模、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我已经不需要荣誉。我是思想者，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成果来实现价值。道德行为是安抚自己的灵魂，推动和深化理论研究，不必也不应过度张扬。

　　您研究的是思想，对于大国崛起，您的研究最关注什么问题？

　　中华民族崛起最不可缺少的是信仰信念。民族也好，政治集团也好，都需要有原动力。“新长征”路上的原动力应该包含两个东西：整个民族几千年成长道路上积淀下来的精神成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凝成的长征精神在内的所有精神成果。同时，走好大国道路，很重要的是塑造大国思维、大国胸怀，尤其要有定力、有耐心，太急躁就会丧失理性，就会付出过大的代价。科技上不去、文化上不去、道义力量上不去，当大国就只有掏钱的份儿，所以我们要把握节奏，要练内功。

　　正如您所说，我们有几千年积淀的精神成果，那您怎么看待回归传统？

　　历史和文化传统不能切断，切断就是虚无主义，就没有了根。但是一定要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萃取好东西，这方面的工作远不到位。现在有些人一再进行仇恨教育，比如，跑到自己开的肯德基门口打砸，妄言和谁谁断绝经济交往，这种思维有问题，这不是折腾别人，而成了折腾自己。折腾别人不对，折腾自己更糟糕、更傻。

　　对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必须持开放包容心态，不能总是讲敌视和排斥。近现代以来咱们创造的东西很少，怎么抗拒？回到刀耕火种时代吗？有些人用着手机、互联网，开着汽车，高喊排斥西方文化，典型的双重人格。在全球化时代，谁抗拒文明谁就会自寻没落。中国文化并不都优秀，相反存在大量制约前行的元素，这种情况下陷入自恋、自负，不可能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您认为，这种“抗拒”的精神状态怎样才能被改变？

　　要反思，要有问题意识。一个在广西支教十多年的德国人，长期观察后感言：中国人太急切了！只重视面子、财富、地位，灵魂被远远甩在后面，这难免不失去对人生意义的深切把握。都说要听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我们现在还听得到吗？所以，经济发展要主动降速，让灵魂跟上脚步，进入躯体，再次倾听灵魂深处的声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世界不会接受我们，最后甚至会讨厌自己。

　　您怎么看失去信念和信仰的人，怎么看反腐？

　　中国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反腐，都是敢动刀子，但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和更高尚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没有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千里当官为了吃穿”，“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既然官员所有的努力归结起来就是追逐等级利益，就是光宗耀祖，腐败在所难免。

　　所以，今天强调“不忘初心”，弘扬长征精神，重建价值坐标，应当是治本之策，解决的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中的“不想腐”。只要真正搞清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价值和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和怎样赢得幸福”这些根本问题、终极命题，才能敢言找到物质利益之外的原动力，才能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在“新长征路”上重塑信仰，您认为应该怎么做？

　　“新长征路”难在超越自我，我们不能停留在二元对峙、冷战思维，而是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来引领世界。世界已经给了中国这样的机会，需要我们真正把握住。怎样把握机会？就是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创造出圆梦精神。包括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成果，共产党创造的精神成果，整个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三者合起来注入我们的圆梦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引领世界的重要精神成果，这就是我们这代留给后代的精神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