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杨春贵,1959年-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6月调入中共中央党校，1992年[1]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哲学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等。

善于读书的关键是善于思考

　　习近平同志关于读书的讲话，一是强调爱读书，就是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二是强调读好书，就是要读那些管用的书；三是强调善读书，就是要会读书。三者缺一不可，而且是递进的关系。其中善读书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真正达到读书的目的。西汉的刘向有一句话说得好：“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这里突出的也是一个“善”字。如果不善读书，不会读书，即使是好书，读得再多，也难以医愚，甚至可能变成愚不可及的书呆子。

　　善于读书，表现在许多方面，习近平同志讲了三条。其中第一条善于思考是关键，它贯穿于读书和用书的全过程。孔老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强调的就是读书要和思考相结合。不读书，只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固然不行；光读书，不思考或不作深入思考，也不行。不思之学，学到的只能是个别词句，而非精神实质，那不仅徒劳无益，甚至可能陷入盲目性。这样的读书，就有悖于读书的初衷了。

　　那么，在读书时主要思考什么呢？

　　一是思考“是非”，即思考书本上讲的东西是否真有道理，择其是者而从之，择其非者而弃之，不可不加分析地一味盲从。我们说，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等。这些都是从总体上说的，从趋势上说的，并不是说每一本书、每一本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一部人类认识史，不是一系列真理的堆积，而是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矛盾运动史。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体系的每一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因而每一时代人们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这就要求我们对书本上的话一定要加以思考和分析，不能离开时间、地点、条件去抽象谈论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还要思考和分析：某一论断固然是正确的，另一论断或另一些论断也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真理是全面的，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此等等，都要开动脑筋、加以思考、善于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多思出智慧。

　　二是思考“运用”，即思考如何科学地运用真理，不可生搬硬套。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而运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过程。首先，它要求我们对真理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哪些是对个别事物的正确反映，属于个别论断；哪些是对某一类事物的正确反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哪些是对所有事物的正确反映，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据此决定：有些东西不能学或学不了，有些东西可以有分析地学或变通性地学，有些东西则必须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对自己的实际进行分析，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引出必要的结论，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否则，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这样，就要求我们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学会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这样的思考，才能使书本上的真理真正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三是思考“发展”，即思考在实践中如何发展真理，不可思想僵化。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事物是过程，实践是过程，认识是过程，真理也是过程。每一时代的人们只能完成那个时代已经提出并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不可能穷尽真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只是为我们当下实践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而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新话才能反映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哪些认识在过去的条件下是正确的，现在变得不那么正确了；哪些做法在某些国家是管用的，在我国则不那么管用了；哪些问题过去不曾遇到过，现在提出来了需要我们去回答；哪些论断只是一种预想，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这些论断并不符合实际，需要加以改变。如此等等，都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加以研究，以当下的实践作标准去加以检验，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时俱进的态度。读书应该使我们的思想更解放，而不应当使我们的思想更僵化。我们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勇于创新，在学习和创新的永续发展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