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著名经济学家，1982年初，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该部在职研究生毕业，获经经济博士学位。1988年入选享乐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 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债协会常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厦门大学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最近，作为国际主要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此举引起多方面关注，并有可能对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在海外市场发债融资的中资机构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穆迪是全球评级市场中已在客观上形成寡头垄断地位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虽然其具有信息收集、整理方面的多年积淀和值得标榜的专业特长，但此次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却暴露出其缺乏对中国经济成长性的深刻理解、缺少对深化供给侧改革中潜力释放的趋势估量，以及对中国管理当局相关政策的认知不足。

　　中国作为经济社会正在转轨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处于2011年以来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正有望由逐年增速下行转而达到一个探底企稳的新的转折点。穆迪对中国当下的情况分析与基本结论的引出，在不少方面套用对一般经济体的处理方法，其实是十分不适宜的。穆迪此次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的做法颇值得商榷。

　　债务余额增速预判失之于危言耸听

　　穆迪在报告中指出，中国2018年政府直接债务余额将达GDP的40%，而2020年将达45%，这个结论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估算和未来预测是量值偏高的。

　　2016年末，中国这一指标的实际情况是中央国债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12.01万亿元和15.32万亿元，合计27.33万亿元，相当于GDP初步核算数74.41万亿元的36.7%。在今后2年到4年内，虽不排除这一指标水平可能有所上升，但只要清楚了解了中国管理当局在公债（国债、地方债）管理方面的基本政策取向，便可知政府举债将受到严格控制。很难想象，未来4年内中国政府债务余额能一路上升到GDP的45%——假设中国未来4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5%（这是为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所倒算出的“保证速度”），2020年GDP规模将达95.7万亿元以上，而其中45%部分的绝对额为43万亿元，这将比2016年的总数高出15.7万亿元。穆迪的这个假设图景，显得太走极端而失之于轻率和危言耸听了。

　　忽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成长性

　　评级预测应以“前瞻性”引导市场行为，结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走势作出相关预测和判断，是十分关键的评级要领。

　　我们不否认中国在引领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还面临种种挑战与困难，但2015年末以来的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态势已出现了自2011年经济下行后绝无仅有的连续6个季度增速在6.7%以上，且近两个季度还略有上升的“小平台”状况，各项经济指标亮点纷呈，经济运行总体上有望在“稳中求进”中迎来“新常态”由“新”入“常”的转换点。这是由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经济社会的巨大成长性给予支撑的。

　　如看到这个很可能发生在2017年至2018年的大概率事件，便绝无充分理由在当下看低中国政府管理当局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的底气与定力。目前，穆迪在这个至少应保持“观望期”姿态的“节骨眼上”，却以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给出“看空”的明确指向，这绝对不是其应有的公允态度和前瞻水平了。

　　不了解中国法律制度规定

　　且罔顾基本的国际对比

　　穆迪的预测和判断，与其报告所称的中国政府或有债务在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方面“将持续增长”这一认识有密切关联，但这恰恰表现出了穆迪对近年来中国相关法制建设情况缺乏了解。中国已修订的《预算法》和与其配合的官方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地方政府债务只能阳光化地经过预算程序发行，原地方融资平台不得再发生任何地方政府的变相举债；加之有《担保法》等法律的配套，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因此，在中国除地方政府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担保债务外，已不存在一般意义的其他“或有债务”。穆迪的前述判断，放在中国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图景中，显得十分突兀而难以成立。

　　退一万步讲，即使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真的达到相当于GDP45%的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仍属较低水平，明显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更与美国的近100%、日本的近250%不可同日而语。再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的成长性，结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出的前景表现，以及中国经济调控体系综合的风险防控能力，穆迪此次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做法实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