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龚书铎（1929.3-2011.11.9），男，福建省泉州市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历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通史》总主编、《图说天下——中国历史系列》主编。2011年11月9日，龚书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５０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成绩显著，这是上世纪前５０年所无法比拟的。严格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下面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思考。

　　体裁问题

　　就已经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而言，大致经历了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按主要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但是，不论哪种体裁，都难免有其局限性。以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依序论述有其不足，不易见一代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如见木不见林；以思潮递嬗分类论述，可弥补其不足，却也有缺失，不易见思想家的个性特点，如见林不见木。二者各有长短，就如同传统史书之纪传、编年、纪事本末诸体一样。如何取二者之长而去其短，尚可进一步探研。

　　起讫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含思潮史、专门史）著作，一般都起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思想史与政治史关系密切，思想的发展变化无疑要受到政治的影响。然而，二者又有区别，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思想史分期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政治史分期。如鸦片战争之前嘉道年间出现经世思潮的复兴，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因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应确定在嘉道年间。有的研究者不赞成此说。不同意见的讨论是正常的，这有助于学术的发展。

　　中国近代思想史还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更符合历史实际。因为中国社会各方面包括思想发生大的变化、质的变化，无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包括思想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没有根本性变化。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家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主张学以致用，讲求务实功利；鸦片战争时，他们敏锐地感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不是用“夷夏之防”就能抵御得了的，因而提出“师夷长技”。这种胆略和识见，与他们的经世思想是分不开的。经世思想在沟通传统与近代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但就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思想本身而言，并不是新思想，而是传统思想。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说“内圣外王”，“外王”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如此，对经世思想复兴的现象还是应给予关注。

　　历史分期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体现，它必须有一个能够标志其转变的事件、年代，如鸦片战争之于中国近代史。然而，对历史分期也不能看得过于死板，把它绝对化了。事实上，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都不是只从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写起的，而是从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的衰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华贩卖鸦片和中国的禁烟写起的。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起始于鸦片战争，并不妨碍追溯及于嘉道年间社会、思想所发生的变化。思想文化是延续的，有如江河流衍，不能像切西瓜似的一刀下去劈成两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止于五四运动前，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中国现代史。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史学界基本上认同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过，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下限一般仍止于五四运动前。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有些著作的下限已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对象和内容问题

　　思想史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已出版的专门领域的思想史，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为数不少是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命名的。即使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其内容主要也是政治思想。而所谓社会思潮史，基本上是写政治思潮。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就其内容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政治思想突出是不奇怪的。但突出不是唯一，它不能涵盖全部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和与其对应的经济思想史等，都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顾名思义，思想史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当然，这不等于把诸多专门领域的思想逐一罗列，成为一个大拼盘，而是要分清主次，加以综合。如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更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思想家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纲常伦理；阐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推动文艺、学术、教育、社会风习等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从而发生了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爱国救亡、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构成一个整体，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都是在构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下运行的。

　　这里涉及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学界有不同说法。有的论者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求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内容作这样一个归纳概括，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是片面的。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同时，中国人民长期地进行不屈不挠地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尽艰辛地探索中国的出路。

　　独立、民主、富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换句话说，就是革命和近代化（现代化）。革命和近代化不能互相代替，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革命和近代化的关系，是革命为近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如果不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不通过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实现近代化。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爱国人士曾想从发展工业等入手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他们提出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想主张，并为此进行过不懈努力，但是行不通。这说明，只有走革命之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才能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开辟新的天地。将中国近代思想史归结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求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至少存在两个缺失：一是离开了中国近代的国情，排斥革命，孤立地讲现代化；二是只讲知识精英，而忽略了人民群众。中国近代思想既有知识精英的思想，也有普通百姓的思想，不能将其仅仅归之于知识精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