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承担多项国际、国内课题，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长期跟踪宏观形势与政策分析。出版《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等专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六十余篇，获得两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 “中国图书奖”。

金砖四国的赶超之路

　　厉行改革创新，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克服后发劣势，构建有竞争力的增长模式

　　从近10多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金砖四国”尚没有进入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其增长率较高一方面是由于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基数较低，同时，借全球化红利和发挥自身禀赋优势获得了较高成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这种高速增长是一种畸形发展、代价高昂、持续性较低的增长模式。

　　“金砖四国”正处在世界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战略机遇期，即迅速崛起期。当然，赶超与崛起是非常复杂、艰难和持久的过程，它们是否会步一些国家在实现了30年至40年的赶超发展和快速工业化之后陷入停滞的后尘？全球性危机暴露出四国经济增长中的诸多内在矛盾，如何抓住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良机，实现持续赶超和成功崛起？无疑，这取决于中国等“金砖”国家能否取长补短、厉行转型与创新、推进系统性治理。

　　其一，厘清GDP增长速度与成功赶超的真实关系，推进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步提升，消除对大国崛起即是增长速度与规模赶超的片面观念，不能将GDP作为大国崛起的唯一标志。大国崛起至少包含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生活富裕、制度自我更新力强以及国际影响力大等多项内容。仅有硬实力的扩张，不足以证明大国的真正崛起。缺乏与之匹配的软实力，难以持续崛起；即便崛起了，也无法保持崛起地位。即便是美国，目前也仍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巧实力”——更高层次的软实力。实际上，四国与美国等国家的硬实力差距巨大，文化软实力的鸿沟更大。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顺差巨大，而包括技术和文化艺术等在内的服务贸易赤字同样巨大。因此，我们应该在追求经济实力扩张的同时，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与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升软实力，构建与世界文明融合的“正常国家形象”，减少避免大国崛起引发外部世界的反感和不适。

　　其二，消除体制机制软肋，着力培育大国综合竞争优势。“金砖四国”在追赶式发展中还面临着制度变革和增长转型的任务，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方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这四个国家既是新兴经济体，也是发展中国家和体制机制转型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国际环境看，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面临全球失衡、外需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挑战；从四国内部看，稳定持续赶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的难题，改革与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金砖四国”只有通过改革创新将比较优势、规模优势和后发优势等这些低层次的禀赋优势提升、转化为有效的综合竞争优势，从偏重于廉价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的增长模式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实现高端增长模式，才能避免落入“赶超陷阱”。为了实现战略性突破，需要从法律、制度、政策和技术等多方位进行综合性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

　　其三，强化危机意识与风险管理能力，抵御外部冲击和减缓对外冲击并兼顾大国崛起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冲击。其间，预防和处置危机的能力和机制将是保证大国崛起进程顺利、稳定进行下去的关键性因素。历史上一些国家崛起失败，半途而废，一些国家一度崛起但很快销声匿迹，原因之一在于危机感、进取心不足，风险管理能力弱，发展与崛起进程毁于危机冲击和危机管理不当。后发展大国在崛起中会利用全球化红利加速追赶进程，如此一来会使自身经济受到外部供需约束和干扰的程度加剧，降低自身增长自主性、稳定性，出口遭遇的反倾销加剧，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外向型”沿海地区遭到了近30年来的最大打击，俄罗斯石油经济遭遇重击等。同时，超大经济体的崛起张力巨大，可能对外部世界造成巨大震荡，引发外部反弹，包括受到围堵。因此，需要对全球化保持警惕感和危机感，平衡内外需求，既避免对外部的过度依赖，又要调节自身张力，控制和减缓对外部的不当冲击，为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其四，注意追求大国权利与承担大国责任的平衡。从历史上看，赶超中的大国，既有成功的战略，也有失败的战略。寻找大国平衡，多合作、少树敌、少撞车，是持续赶超和成功崛起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找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战略利益的方法，“金砖四国”很难成功赶超。面对国际上对中国大国回归的忧虑和诘难，我们应以平和心态加以说服，以合作化解矛盾，而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咄咄逼人，以势压人。既要追求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与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等相应的国际管理权利和领导地位，也要承担大国应该在维持世界和平、经济秩序、环保、减贫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五，处理好与其他赶超大国的“竞合”关系。“金砖四国”禀赋资源条件差异使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自然形成一个内“循环”。

　　四国之间存在的分工互补关系，为四国增强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四国改革与发展战略与模式及其成效不同，为四国相互学习借鉴提供了前提。印度积极利用人力资源发展服务外包和“办公室”经济、实施绿色印度、可持续农业等战略，俄罗斯推进经济多元化和培育创新经济以消除经济“荷兰病”，巴西推进加速增长战略等，均有我们可资借鉴之处。

　　在赶超中面临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为四国强化协商和合作提出了要求。四国在领土、经济、贸易、产业结构、政治互信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不合作甚至内耗都会两败俱伤。

　　因此，需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多合作、少对抗。改变旧有国际经济秩序为四国强化合作提供了压力和动力。由于“金砖”国家单个力量有限，尚无法独立抗衡超级大国霸权和改变不合理的旧秩序。强化协作，不仅是四国共同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推进国际金融货币管理机制改革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新兴国家份额的要求，也是强化新兴国家在G20框架内的地位和发言权，在后危机时代相互借力、加速崛起的必然选择。“金砖四国”首脑峰会机制有可能常态化，从而为加强彼此间政策协调和解决纠纷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

　　“金砖四国”的赶超才刚刚开始，赶超路程还很漫长，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描绘的未来辉煌远景还充满变数。四国能否持续快速赶超和实现成功崛起，尚取决于四国如何厉行改革创新，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克服后发劣势，构建有竞争力的增长模式，有效应对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