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控制人口不如培养管理大城市的人才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城市病”也随之而来，人口的不断集聚对特大城市的承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对此，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纷纷提出“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规划：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这种做法在城市管理中是否合理？

　　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以“中国城镇化的转型与新生”为主题的思客会上表示，想要通过下达行政命令限制人口流动可能是行不通的，我国城市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密度不够，而高密度才能带来集聚效应，有利于社会分工。因此，城市管理者应该注重培养拥有管理高密度区域能力的人才，这之后才能达到实现人口充分迁徙权的条件，才能有不加行政管制的大都市发展。

　　现在北京、上海限制人口是一个现实，中国多年来发展城市的方针，就是严格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国有一个空间合理布局的看法，已经很多年了，这套逻辑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为了有一个理想的、合理的布局，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中国对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以下的城市发展都是鼓励的，但是对特大城市是限制的。我认为这里可以定一个标准，定了以后，人们愿意到哪里住，哪里生活空间的权力就是覆盖掉的。

　　第二个后果我认为是重大的后果，因为我们限制大城市，于是就没有培养出拥有很好的管理高密度大城市能力的人。我认为大、中、小不是一个讨论城市的好标准。我观察现在的城市，无论大、中、小，都有共同的缺陷，就是密度不够。真正的挑战是密度高的挑战，是一平方公里有几万人住在里头，但白天有几十万人会进来。这其中怎样建立有效的秩序，怎样处理交通拥堵、污染排放、垃圾等问题都是大问题，而我们现在正缺乏这种管理人才。

　　现在，有些官员看到密度就头大，就希望回到低密度的状态去，他不知道聚到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挑战。我跟学生讲，你们一定要在管理密度上涨本事，如果有这个本事，将来才能大有作为。

　　上海也限定城市人口数量，但浦东临港工业区没有限定，如果一限定，就很难建设起来。看看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和其他的地方人均收入差多少，这个差距就会吸引人来，因为人往高处走。这些人不是下道命令，就会迁移过来的。

　　我的看法是，过去多年的城市建设方针认为可以通过下命令限制人口流动，是有一定问题的。如果是一个首都办公区，用这个办法是可行的，这么大的国家总有各国首脑来访问，为了防止城市拥堵造成的不便，可以建一个“特区”，代表国家对外办公，让这个区域密度不要那么高。但对于已经积累了2000余万人的北京城区，仅靠疏解治理外来人口难度较大。

　　中国人管理密度较高的经济社会活动到底有没有可能？我认为中国还有空间可以提供很好的机会来培养优秀的，能够管理高密度区域的人才。

　　上海的静安区，只有7.6平方公里，夜间人口达到一平方公里3.3万人，我对照了一下曼哈顿历史最高峰的时候是3.2万人。而静安区晚上是3.3万人，白天当然还有很多人进来，比如上班、旅游、观光、购物的人群，数字会更高，但静安区管理得井井有条。

　　承载力不但是自然的指标，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如果对于高密度地区的管理没有培养和练习的过程，对每个市长来说真的是很挠头。怎么把规划做好？怎么把管理高密度区域的人才培养出来？大概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达到实现人口充分的迁徙权的条件，才能有不加行政管制的大都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