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蔡昉，汉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劳动经济研究》主编。近期著作有《中国流动人口报告》、《惑与不惑之间》等。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2009年2月8日，与谭崇台、吴敬琏、刘遵义、姚洋、胡必亮等学者，获得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新型城镇化需要合理分担改革成本

蔡昉：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近日，在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发言。

　　他表示，中国人口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的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的素质问题。主要表现在未富先老和劳动力短缺两个方面。怎么解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蔡昉认为，关键就在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留在城市。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制度　　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新型城镇化在中国的含义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什么是以人为核心呢？其实就是讲人口的问题。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这是指数量。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口的素质，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不够。此外，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力了。因此中国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人口的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的素质问题。

　　我们先看看人口的结构是什么含义。人口结构在中国主要的表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叫未富先老，人均GDP还没有达到相应的阶段，但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直接反映在我们现实的经济中就是劳动力的短缺，不是指高技能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我们知道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地丧失，这也就是我们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最终导致了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实际增长率也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答案。过去很多年，大规模城市化带来了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的供给，从而导致资本回报率比较高，资源重新配置还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些因素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都会减慢。

　　因此我们看看城市化还有没有什么潜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在这工作，时间也不短，但是没有享受到基本的服务待遇，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固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他们到了40岁就想着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临就业问题。但是从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乡村部门的话，生产率就要后退，因此这些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就要解决怎么把这部分人留在这的问题。因为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和决策界共识很高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努力推进，要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我们看到，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但不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的落户，而是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导致的，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因此我们要真正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各种社会保障是要有补贴和财政支出的，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地分配，此时农民工进城落户带来的好处，这个改革红利也就没有良好的分享预期，因此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

　　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