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46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本科毕业，1955年莫斯科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十二届、十三届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八届常务委员；兼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委会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学术专长为经济学。1988年波兰科学院推选为外籍院士；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授予荣誉博士；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主席团成员、原副院长刘国光获奖文章《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6期。该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对改革开放30年作一个总体性的思考，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不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30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等等问题。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简介

　　“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设立，并于2009年5月在法国巴黎首次颁发。其宗旨是通过奖励2001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具有重要创新的世界各国经济学者，以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和发展。其评奖委员会由美、英、法、德、日、中等六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组成，获奖作品经过个人申报或他人推荐，由评奖委员会初评，学会理事会终评产生，并在当年度学会论坛开幕式上公布。

　　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地接受“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今年已经87周岁高龄了，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曲折过程，参与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重大经济理论探讨，和一些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中央文件和中长期规划的起草工作。我在这篇获奖论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作了全方位地思考，力求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创新。我尝试从十一个方面将改革开放经验得失方方面面的问题涵盖进来，力求全面客观、言简意赅、说理透彻。

　　我在该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不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30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着眼于强调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偏废。改革的成败要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是巩固了没有，所谓改革的失败，不是指生产力的失败，而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丧失了，两极分化，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小平同志说这是改革的失败。不是什么都讲姓“社”姓“资”，如生产力就不能讲姓“社”姓“资”，生产关系中一些共性的东西，也不必去问什么姓“社”姓“资”。但是，生产关系中非共性的东西，就不能不讲姓“社”姓“资”，一定要具体分析，辨明是非。

　　我在该文中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历史唯物论推进“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综合”，从新形势出发针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见解：

　　比如，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我始终坚持两点论而不是偏执于其中的一点，根据具体实际辩证地摆正二者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将市场视作洪水猛兽，我是比较早地倡导市场取向改革的；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面对市场体系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则更加关注市场缺陷，坚持合理而有效的政府干预。我始终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论，认为尽管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但目标都是指向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各自发挥应有作用。单纯靠计划或者市场调节都是不完善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是历史的必然，但市场经济也有许多缺陷，不能迷信市场。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政府必须实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在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

　　比如，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改革过程中围绕计划与市场争论而展开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重公平、轻效率的大背景之下，我赞成效率优先的提法，以此改变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而当改革进行了30年之后，当效率问题不如公平问题突出、公平问题愈益表现出影响效率和稳定的新形势下，我则极力呼吁效率与公平兼顾并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认为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和协调发展。要防止因两极分化而导致改革失败。不强调社会主义，忽视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设市场经济，必然会是人们所称谓的权贵市场经济。

　　比如，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统一论。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从分配关系入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光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延缓“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向两极分化推进的趋势。

　　比如，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论。要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解放观，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这是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前进的；另一种是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不能天真地认为凡是思想解放都能正确引导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要警惕有人想利用思想解放来误导改革开放。

　　辩证地看待改革、反思改革的得失、及时地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并不等于反改革，相反地，只有这样才能始终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及时地消除隐患。消除隐患最好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掩盖错误或粉饰失误。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现在到了对一些新的矛盾进行新的反正的时候了，正是着手解决现实的问题和矛盾，才能使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新的综合。具体来说，关于经济运行机制，要继续坚持市场改革，同时要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在此前提下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可以说是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在。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期，有的同志只注意到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从经济上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私有化的观点、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政府守夜人的观点，都是经济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政治领域会跟着变质。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作用。那种认为经济领域没有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上的幼稚。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当前最紧要的是要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新自由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执其一端、即主张一切要由“纯粹的”、“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三化”，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之相对应地，要达到“三个否定”的目的，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这种观念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践的结果又如何呢？它必然是导向权贵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贫富分化将会达到不堪忍受、难以收拾的地步。因此，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社会的福音，而是干扰改革的杂音，必须从改革的起步阶段就应努力加以抵制和反对。

　　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战略政策方面推行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因而成为了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理论工具和舆论工具。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也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拉美教训，许多国家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最终都出了大问题，现在觉悟了，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向左转。俄罗斯过去听信新自由主义搞“休克疗法”，结果一蹶不振，现在也跌醒了。诚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自由放任政策给世界带来的恶果。西方大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都需要自由放任的体制，美国等强国利用手中极其雄厚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出入也需要这种“便利”，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撒切尔夫人、里根陆续上台，开辟了长达近30年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次大的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得不更多地乞灵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类的手段，不得不借助于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旦经济形势变暖，它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存在，特别是大金融资本存在，它们还会大肆鼓吹和利用新自由主义蛊惑人心。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采取了诸多重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再次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如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的协调和安排。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万能的迷信、自由放任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其本质、其用心而不再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