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简介：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工作经历1985年6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8年10月－1990年2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研究室研究员，主持“香港经济运行规则及对大陆改革借鉴意义”课题研究；1992年1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97年10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3年10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1998年11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2004年9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1996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人事局）主任。

张军扩：经济结构优化如何“瘦身”与“强身”并重？

我就当前形势及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问题，从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固

　　当前，虽然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在增多，增速企稳回升的态势也比较明显，但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经济下行的压力和风险依然存在，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首先，虽然企稳态势比较明显，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显不足。比如，投资需求方面，长期以来民间投资是投资需求的主体，也是判断经济内生活力的最主要指标之一。虽然去年下半年以来民间投资企稳回升的态势比较明显，但民间投资增幅还处在低速徘徊的状况。

　　再比如，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三大投资当中，与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以及与房地产市场回升密切相关的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而与实体经济密切的制造业投资增幅较小，说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相对不足。

　　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也是有喜有忧。一方面，利用外资增长放慢，而另一方面，对外投资迅猛增长，这既与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结构转型升级及企业战略调整等因素有关，也与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营商环境发生变化相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需要加强的问题。培育和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新旧动力转换与接续，是现阶段引领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

　　其次，经济运行中存在矛盾和风险还有待于进一步化解。经济进入新常态，除了要培育新动能，还要化解之前高速增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结构矛盾，防控风险，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以便使得经济能够轻装上阵。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说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化解结构矛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防控风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领域、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累积了新的矛盾和风险，需要防范和化解。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当新的增长动能尚不足以发挥主体作用时，老产能就不可能顺利淘汰；当结构矛盾依然突出，防控风险依然艰巨的情况下，经济企稳就很难具有坚实的基础。

　　其三，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和贸易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我国发展状况对全球经济影响也很大。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全球经济贸易状况的改善。对于2017年全球经济状况，总的看法是，可能会比去年有所改善，但改善幅度不会太大，同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挑战却不可忽视。今年一月份以来，世界银行、IMF、OECD、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都对2017年全球经济和贸易趋势做出预测，总体来看是谨慎乐观，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根本改善，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一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深层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很难从根本上走出低谷；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也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

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说明无论从发展的供给条件还是需求条件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和发展实际，及时调整不适宜的政策，及时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着力构建新常态下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就一定能够促进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就能够为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比如供给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完全消失。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高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还是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且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越来越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其他方面成本比较高，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很难发挥。去年在地方调研时有一家企业说，他们在美国投资的生产陶瓷的分厂，其产品综合成本比国内还低。低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低在劳动力成本上，而是低在能源、资金、物流以及税费成本上。而要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是要靠改革，靠打破垄断，强化竞争。

　　现在鼓励创新发展，而许多创新成果的应用是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别是需要改革来创造市场需求环境的。比如通用航空，比如干细胞治疗等新型医疗技术的应用等，没有改革，创新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

　　再比如，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我国城乡投资需求依然是很大的，包括农村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垃圾污水处理、农村危房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等。加大这些方面投资，既有利于补短板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增强发展后劲，而且也有利于扩大需求和稳增长。但要充分释放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涉及到投融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再比如消费需求方面，现在一方面我国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但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每年要花在国外购物上的费用也很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难以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在提高监管执法有效性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提升，也可以使这部分购买力回流。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把新常态下增强增长新动力简单理解为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既包括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既包括供给侧的结构升级，也包括需求侧潜力的释放，还包括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创造适宜的增长环境，释放供需两个方面所具备的增长潜力。应当说，这些方面的潜力都是很大的，都是新常态下需要着力开拓的领域。

进一步打牢企稳回升基础需要综合施策

　　针对现阶段促进潜能释放、增强内生动力、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基础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细化这些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

　　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但缺点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弱。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一方面要防止已经化解了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用市场、法制的办法推动过剩产能化解工作。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并不是绝对的，更难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需要将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很好结合，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扩大需求，既涉及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也涉及传统动能潜力的释放，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今年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不简单采取大力度地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主攻方向，也不是不需要重视需求侧的改革和管理。实际上，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相辅相成。比如，通过适当扩大民生、交通、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补齐这些短板，不仅有利于稳定当前增长，也有利于为今后增长增添后劲。再比如，通过改革或政策调整，为一些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应用创造环境，不仅能够激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新产业、新产品的发展创造条件。还比如，通过提高食品等质量安全标准和严格执法，增强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信心，不仅能够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也能够倒逼这些产业的质量升级。

　　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当前国家出台的改革举措比较多，而其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需要改进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中央已就改革深化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要求，下一步的关键，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尽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取得突破。此外，在改革的方法论上可能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如何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效结合，如何把握和处理好依法依规改革与鼓励大胆探索的关系，等等，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是要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30多年来，我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对之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任务、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