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简介：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周其仁:2017年经济增长靠体制改革和创新

国际形势：外需萎缩，逆全球化

　　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元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元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体中间之前有一道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现在有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力量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有一大群人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不懂金融，也不懂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

　　现在的全球化格局，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所以，特朗普出现了，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可以同等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什么都干，从袜子到汽车，再到飞机，最后大家优势趋同了，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萨缪尔森问道：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那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是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国家，那么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偏偏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上升

　　其次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后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物美价廉全世界的买家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要变成产品，这个过程需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和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入”，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进去了，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显著地降下来了。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的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浪费了很多设施，我们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好好投资，比如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些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要还林、还环境，建设特色小镇。

2017年经济的增长靠体制改革和创新

　　怎样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特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的苹果卖到全世界，人们通宵排队买，这就是他有你没有。现在中国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底下有印度、越南，他们的成本比中国便宜，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比我们当年强，都学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政府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成本很难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低，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如果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唯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总之，2017年经济的增长要靠创新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