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陶冬，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于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此前，曾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陶冬为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董事。连续多年入选权威业内杂志、美国《机构投资者》亚洲区优秀经济分析员排名榜。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曾于中国、美国及日本任职，自1994年起长驻香港。

    话说今年以来，“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经济似乎都进入了减速模式，中国亦然。对此，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近日撰文称，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长失去了拉动效果。
 

　　某上市的大型建筑机械公司，在通向办公室大厦的道路两旁堆满了机器，因为仓库里早已堆满了。今年第一季度，银行大力发放贷款，三月份订单数量有明显的改善，公司加大了生产的力度，以为企业盈利会大幅改善。然而，民间企业的订单根本没有出现，不少地方政府下了单子却不来提取。其实今年第一季度的贷款力度，可以与当年“四万亿”刺激政策时媲美，但是对经济的提升却只维持了大约一个月。这次政府登高一呼，企业投资却没有跟上。
 

　　反腐败和降薪之下，政府人员中怠政的多做事的少，工程启动不利，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不少仍躺在理财产品上收利息。至于民间资本，工资飙升、营商环境恶化、产能过剩、国进民退之下，投资积极性早已大不如前了。六月份民企的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毋庸讳言，这次货币刺激政策的效果很不理想，连央行官员也承认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靠货币扩张撬动经济变得越来越难。
 

　　中国人民银行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财政政策，将刺激政策的球踢到了财政部的场子上。的确，本届政府的财政部十分低调，将工作重心放在财税改革和地方债处理上，对逆周期刺激措施不甚热心。那么，更多的财政刺激是不是“稳经济”的良方呢？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消失了，其背后既有经济转型的原因，又有国企垄断的制约，笔者相信正确的解决方案在于促进转型和打破国企垄断，在于结构性变革。但是政府的思路却始终在刺激措施上兜圈子，试图用花钱来代替改革。人为刺激无法替代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失败便是前车之鉴，缺少改革这“第三支箭”，前两支箭所带来的GDP增长不过是货币幻影。稳住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却埋下了以后金融稳定的隐患。
 

　　三中全会提出了林林总总上百项改革大计，有顶层设计、有具体细节，不少还有时间表。两年半过去了，改革在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改革和地方债置换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在国企改革等内部经济关键改革上却进展不大，雷声大雨点小。与外部改革相比，内部改革涉及利益；改革是革既得利益者的命，却又要同一班既得利益者去执行改革，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陷入的恐怕不止是流动性陷阱，更是改革陷阱。
 

　　凯恩斯经济学的强项，在于通过逆周期政策扩张，为下行周期中的经济提供增长支持，减缓社会痛苦，政策机制在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在于刺激政策在极端环境下失效，由于乘数效应消失，政府无法通过政策撬动民间经济活动。目前的中国经济，就处在对刺激政策的“不应期”。年复一年的强刺激，垫高了GDP增长的速度，但是并没有走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民间投资信心不足，资金出走国外。不推进改革，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实属勉为其难，贴上财政政策仍属勉为其难，而且这些扩张性政策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均带有副作用。
 

　　中国经济根本不需要民营投资督查组，打破国企垄断，将有利可图的高端服务业开放出来，民间资本自然有兴趣。增长和转型的事情，与其政府越俎代庖，不如留给市场做。中国的IT行业没有国企垄断，也没有政府的过度参与、监管，却是目前经济中最具活力、最为繁荣的行业之一，其原因值得参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