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厉以宁教授，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现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 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他的这一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个人成果：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厉以宁：改革不会一次到位，要不停做“次优选择”

　　我要讲的题目是《关注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我谈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我们以前都听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快完了，中国的改革红利枯竭了。但是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中国正在发生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农村。

　　我走了几个省考察，现在这个农村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农民他办了家庭农场，土地确权以后，土地流转以后，总有人在办农场，家庭农场或者转包了人家的土地，或者租了别人的土地来。办农场以后就要传给第二代，就学习，所以把孩子都送到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去学习了，他自己进了学习班，家庭养殖、家庭果园等等各种，包括家庭农业就起来了。

　　在农村看到另一个现象就是农村很多劳动力过去去打工的回来了，回来干嘛呢？因为听说家里农业已经确权了，土地确权了，土地好种了，外面又辛苦，特别是两地分居问题。中国有好几千万，大概据说是三千万或者至少两千多万是两地分居的。他们在外边家里老婆、孩子、老人没人照顾，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他们就感觉到自己交了朋友、学了技术，懂了市场还积累了钱，回去干就不是一个人，而是相互的抱团回家了，回去以后就开各种小微企业。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小微企业，一个最普遍的就是沿旅游区周围的公路两边都是小的摩托车修理厂、汽车修理厂，谁开的？打工仔回来开的。

　　这还不算，在贵州毕节看见了，回来以后在毕节那些县、镇上办什么呢？办面包房，做鸡蛋糕。在贵州毕节，过去人家不吃面包的，也不兴什么过生日送礼物，现在都不同了，现在小孩过生日要买蛋糕，老人过生日要买蛋糕，这个起来了。是谁办的？是打工仔回来办的，他们给了他一个名词叫“城归”，过去没听说过，过去只有“海归”，到国外留学几年学成了回国报效祖国，现在多了一个“城归”，在城里打工几年回来了，回来就办了，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说中国人口红利没有了，人口红利正在起来呢！你们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在看，中国正在起这个变化。职业学校现在可是红了，我走了几个地方，职业学校现在都成了职业教育城，职业教育城里头有的是干什么呢？有的是教缝纫的、教钳工、教木工、教做衣服的，做衣服的很红的，到城里打工做衣服，现在孩子先学缝纫，在下面开时装店。

　　在毕节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是毕节扶贫组的总顾问，我经常去毕节，在毕节就看到那个时装店非常便宜，凡是外面商店有的他都会，而且便宜，你还可以自己带料子做。这一下整个经济就活了，所以这就是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农村里的变化。

　　我们知道“创新”这个词怎么来的？是100年前熊彼特，是奥地利原籍后来入了美国国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创新，可他的观点现在在中国都变了，中国不用他的观点，中国的创新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他的观点是工业化初期的东西。中国现在是什么？中国现在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开始信息化的时代了。举几个例子说说看熊彼特什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叫创新，中国现在什么概念？我跟那些大学生研究生讲，中国的概念是：信息的重组更重要，不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而是信息的重组。这个就跟他不一样了。

　　熊彼特过去的观点是企业家要把发明家的果实买进来，买他的专利，然后投到经济中去，办成企业，这就叫创新，现在中国是这个情况吗？中国当然也有，但更多的年轻人，他看重创意，创意创新创业。你看那些咖啡馆，北大附近1898咖啡馆，1898是北京大学成立的那一年嘛所以叫1898咖啡馆，其他好多地方都有，还有一些会所。他们谈什么呢？都是年轻人在那里谈创意，要有创意才行。有了创意不要去愁投资资金的，资金自然就到了，为什么？大量资金等待有好项目，没有好项目他不出手，有好项目以后，他一看成功了资金自然就到了。

　　所以这样下去是不是就一定是有企业家呢？企业家作用还是要有的，但今后更多的是新领域的领路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跟100年前熊彼特写那个关于创新理论的时候不一样，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什么？是体力劳动者，是不了解科学技术的，现在怎么样？中国现在这一大堆年轻人，包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正在搞创意、创新、创业，他们都是新的。现在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志愿是什么？大家想想看。农业大学生我见到过一些，因为他们也在北大旁听，他们说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志愿是毕业后到农村去，跟农民合伙办农业企业，他是这样一种想法，他能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这里来，这都是新的。

　　过去常说的中国的老话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对，有道理，但不够了，这观念过时了，也不说是过时，至少是狭隘了吧。现在是“重在思路”，思路不改你失败、再失败、永远失败，改了思路就成功了，所以“思路是成功之母”，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主要是转变思路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所以我们知道在农村中有“城归”，在城市中现在也有一大批年轻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消费正在变化，现在的消费方式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到商店里买东西的人不是求最优，也不是求价格最便宜，你怎么知道它最优呢？你得各家比较，价格最便宜，你走一家就知道它价格最便宜了？还有别家呢，要走要费时间，所以一般买东西的人都是这样干的，他不是抱着最大满足的，最大满足是做不到的。第一家商店里面买件披肩，一家不行到第二家，看看没有合适的不买了，我下次再来，再来她买到了。买得怎么样？还可以，凑合吧，其实她就是在次优选择。人都在做次优选择，现在的消费者没有最优选择，现在消费都是在变化的，“1111”刚完“1212”就来了。

　　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是没有终点的，刚才两位都谈到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