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问责，通常是指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即便没有触犯党纪国法，但是自己责任范围之内、职务范围之内，出了问题的，被追究责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的问责，“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条例对问责原则、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主体、问责程序、问责时间等，作了详细规定，其最终目的是让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受到警示，增强担当精神，肩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督促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责条例短小精悍，亮点频闪。

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

权责对等是普遍规则。如果权力大、责任小，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如果权力小、责任大，容易导致责任无法落实，工作虎头蛇尾、有头无尾。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存在权力小、责任大的体制性问题，又存在只看重权力、不愿担责的思想问题。针对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担当缺失问题，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这是对权责对等规则的充分肯定和对权责关系的明确规定。而问责条例规定的“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问责原则，为问责中落实权责对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过问责督促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管党治党不严，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妨碍党的政治纲领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追究其在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的领导责任。因此，问责条例明确规定了问责对象，即各级党委、所有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各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

打铁还须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战略部署，包括：从治标入手，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了时间，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提供保障。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纪律规矩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两种。不成文的，包括党的优良传统和好的工作惯例等，是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历练和对中共党史的了解来把握的；成文的，主要包括党章和其他六类党内法规，以及党内规范性文件，如党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十八大以来，党完成了对执政之后到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党内成文的纪律规矩的全部清理工作，保留下来继续有效的487件，其中42件需要修订。同时，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十八大以来新出台或新修订50多部党内法规。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规矩立起来就是治本。”问责条例的出台，是“把纪律规矩立起来”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条例是成文的纪律规矩的重要内容，铁面问责，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养成担当习惯，需要内在动力和外在约束。外在约束的效果立竿见影，但需要内在动力保证其持续、持久。内在动力由内在激励因素引发，这些内在激励因素的核心内容是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道德情操、事业心、责任感、归属感等，这些因素都源自党性修养。因此，党性修养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但是，提高党性修养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约束有着明确要求，有着可预期的现实效果，能够立竿见影。问责条例属于外在约束，是有职责权限的党组织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责任落实，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从而保证责任担当成为习惯。

兼顾问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问责，从近期看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的迫切需要。从长远看，是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问责的必须性毋庸置疑。在这个前提下，问责的可行性必须高度重视。否则，问责就是漂亮的口号，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问责条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其有效执行需要三条件：一是问责条例自身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即回应现实需要，反映从严治党一般规律。二是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三是执行者具备积极性与执行能力。

基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新实践经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问责条例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中不担当、乱担当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对那些目前还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凡是写上的，就要可行，保证其有效、管用。

问责条例执行者的态度和能力对于问责条例执行效果有着决定性影响。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担当精神看齐，一级抓一级，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同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学习，勇于实践，提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把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满腔热忱化作抓好党建工作、发展党的事业的良好效果。

用兜底条款体现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条例第六条，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失职失责”，应该被问责的5种情形，即，应该被问责的具体情况，一一列举出来，使问责条例的具体规范趋于明晰，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观认识局限，可能会带来问责情形列举不全，这必然导致问责不全面。由于问责条例作为中央党内法规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会由于社会变迁，随时出现或发现新的问责情形，却于法无据，难以问责，即使启动问责条例修改程序，在修改过程中也会出现问责空档。鉴于此，问责条例在列举问责情形时加上了兜底条款，即第六条第六款“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问责条例中使用“兜底条款”这项立法技术，将第六条中列举的应该被问责的5种情形中，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现在还无法预测的，纳入问责项，这有利于减少因主观认识局限带来的问责情形列举不全，导致问责不全面，也有利于问责主体依据条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变化与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新出现或新发现的应该被问责的情形，通过这个兜底条款来予以适用，从而保证问责全天候、全覆盖、无空档。这就弥补了使用列举式立法技术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体现了问责的“全”与“严”。

问责方式和程序规范，问责主体和时间明确

问责条例第七条规定，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条规定了问责主体，即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第九条规定了问责程序。第十条规定了问责时限，即“终身问责”。这些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都聚焦到一点，就是保证问责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使问责得以落实落细，真正形成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