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米亚。中国人熟悉这块地方，大半是因为它的美好风光、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五月》以及其他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和黑海及这里的要塞相关的作品。这里又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3月16日，克里米亚公投，结果以83.1%的投票率、96.77%赞成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对于这一结果，奥巴马表示：“永远不会承认”，还要俄付出“额外代价”。欧盟“正在试图发出最最强烈的信号，一个能让他们（俄罗斯）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信号”。面对西方国家的各种表现，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做得过了头，“跨越了红线”，他警告西方不要再激怒俄罗斯，称西方国家试图将俄罗斯“逼入墙角”。

    世界不太平。对于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研究来说，这是一部最新教材。

    乌克兰事件，至少提供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不仅是苏联的粮仓，而且被称为欧洲粮仓，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中，工程师比例最高、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宣告独立，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克拉夫丘克，摇身一变，成为乌克兰第一任总统。之后，在这一地区的崩溃衰落中，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贫困人口占70%。政权不断“翻烧饼”。腐败丛生，贪官遍地，国家混乱和人民痛苦日益加深。原有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轮番私有化，政治家抢先掠夺国家资财、成为寡头，普通人的工资和退休金不足以养家糊口，大学教授要靠私车跑出租补贴家用。军队每年军费只有20亿美元，连、排级军官的工资只相当于哈萨克斯坦的普通士兵。军纪废弛，靠卖武器混日子，从步枪、机枪到导弹，什么都卖。

    在这样一个国家，谈论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问题，谈论食品、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治安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谈论哪一位政治家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简直是痴人说梦。于是，政坛上锣鼓喧天，出将入相，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任何一个政权，随便谁当总统或是当部长，都注定短命。2月21日，乌克兰曾经签署一个和解协议，但两天后就被街头造反的改革派撕毁，并发动政变，“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被赶得落荒而逃。然后是急不可耐地分赃：暴动队长被封为体育娱乐青年部长；暴动中的啦啦队长成了文化部长；阵前救护队临时工工头出任卫生部长。另一方面则解散王牌特种部队，强迫警察和特种队员当街下跪，为“镇压示威群众”的行为谢罪。紧接着，海军主力军舰和部分空军战机倒戈，陆军士兵纷纷开小差，响应政府宣布总动员的人数不过1.5%，军队“最多只有一半战斗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近年来西方连续挑唆“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形成了一种新产业：反正不生产、不建设、不创造财富，有价值的、有实际意义的就业难上加难，相当一些人索性无须劳动，参加闹事就是职业。1999年和2002年我两次访问俄罗斯，听说的乌克兰故事是，有人组织，用大卡车从郊区把农民拉进基辅，吃住全包，参加反政府游行，每天可得10美元。如果积极性高一点，呼口号吹喇叭，再增加二三美元，基本生活之外小有盈余。现在待遇提高。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外交部、国际开发署、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国际共和学会、一些非政府组织，其他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攫取巨大利益的部门和企业，为乌克兰反政府活动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受雇参加暴力活动的人分工不同，报酬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普通和平抗议者30美元/天，充当人体盾牌的50美元/天，制造暴力冲突的100美元/天。这算得上一笔似乎可以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的可观收入。

    乱象甚至引起那位克拉夫丘克的愧疚。他2005年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要是知道祖国会沦落到如此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双手，也不会签署《别洛韦日协定》！”  

    卫建林     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