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远同志的结识是在文革之后的1977年左右，具体工作是参加光远同志召集并指导的编写组，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时正值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光远在中央思想理论工作小组主抓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高校政治课是一个重要的课堂和拨乱反正的阵地，当时缺乏合适的教材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光远通过刚刚恢复工作的原教育部政教司李政文司长来组织这项工作。为此召开了全国三十多所院校政治经济学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参加的研讨会，会议上光远同志做了报告，从理论思想给予指导，并提出各校分头写或者说几个学校联合写出自己的教材、初稿，然后组织一个统编组，统编成一个全国通用的教材。我反复回忆记得这个会是在原煤炭干校召开的，会规模不小，会后大约经历了一年左右，一些学校分别写出了自己的稿子，写出稿本的院校名单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说明中，一一列出，大概有二十多个院校和地区部分院校联合编写组。这些稿子出来之后差别很大，体系各异，难以统稿，最后在光远亲自指导下，教育部政教司从北大、人大抽调人组成一个编书组，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光远同志对编书组的要求不是要搞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因为条件不成熟，时间也不允许，他提出不要拘泥于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应结合当时实际需要，从实际出发，安排书的内容、结构，而当时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上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所以我们编写组所写出的第一章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然后分别一个个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物质利益规律，最后落脚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样写下来当然谈不上政治社会主义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有人还讽刺为“规律排队”，我们也没有很在意。按照光远的意见，取名这本书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在出版前，我曾经遵循光远同志的意见，请他署名为主编，这本来是实至名归的，但他没有同意，他伴开玩笑的说我组编，组织编写的组编，后在出版说明中写了“根据于光远同志的倡议”编写的。

    这部书编写的出版发行主要起了两大作用：

    第一，这部书1979年10月出版，出乎我们的预料，几乎出现了学这部书的热潮，这不是在高校，主要是在地方，在各地机关甚至部队出现的学习热潮，但更多的由于学习的需要，有一个数字很说明问题，从出版发行不到一年的时间1980年8月第八次印刷，印数是从490000到5200000万册，仅仅10个月就印发了520万册，我想我手头上这本书还不是最后一次发行的，不仅如此当时部队干部学习大量需要，解放军出版社还进行了翻印（当时还没有版权意识和相关制度规定，翻印不奇怪）。

    第二，编写的过程中光远同志组织了南北几十所高校教学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参加，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写出了南方本和北方本，直到现在历经这么多年，多次修订出版，仍在全国广大高校使用，而光远同志则是他们最早的推动者。（李成勋：这本书我手上的材料，第一本出来是600万册，修订版出来以后又大量发行，整个接近1千万册，无以伦比。）

    陈德华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此文是陈德华在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举办的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