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习惯于看到改革的风险而忽视原地踏步的代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危机就不改革，越重大的改革就必须要深重的危机来倒逼。正确的思路是：看到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风险点和控制风险的办法，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作为学者，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声音，如果总是说人们都认识到马上要做的事情，那价值就很小了，政策也就永远不会具有前瞻性。”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有人将他称之为交易室里走出的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预测帝”

　　鲁政委为业界所知是因为多次的准确预测。2007年1月，在整个市场基本上认为全年准备金率最多只会上调4次的情况下，鲁政委大胆预言，全年存款准备金将最多上调7次、很快将达到15%、极限水平将在23%左右。实际情况是，央行在那一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1月达到15%，2011年6月抵达最高水平21.5%，这离其四年前预测的极限水平仅差1.5个百分点。

　　2010年10月-2011年11月，鲁政委更是创造了连续14次精确预测央行政策出台窗口的惊人纪录。那时恰逢世界杯过后“预测帝”章鱼保罗红极一时，鲁政委便被冠以“预测帝”、“章鱼哥”的称号。

　　是什么让鲁政委屡次言中？他说出两个字：“拼图”。成功的预测，来自于将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放在一起做“拼图”。如果直觉够好，拼出来就会和实际要发生的相差无几。当问到这个“直觉”怎么才会有时，鲁政委说：“成功的企业家，是天生的还是培养出来的？管理学研究的结果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天生的，能够被训练出来的往往只是职业经理人。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由于很多政策判断并非简单的二选一，鲁政委认为如果一个分析师判断的准确率能够有50%，已经是相当优秀的了；对准确率的过分强调可能会迫使分析师尽量少做预测，这样会扼杀一个分析师的灵光闪现和前瞻性研判的价值。

　　热爱远超过责任感

　　在外界看来，鲁政委在圈子里有些“张扬”。

　　鲁政委是媒体的常客，他的高“产出”让人印象深刻，有时候记者一天可以收到他4封报告邮件，而这些报告都是他亲力亲为。一旦准确预言到，他也往往会掩饰不住地“炫耀”一番。

　　“炫耀其实是对自己过去预言的验证，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和鞭策。”鲁政委说。

　　在同事眼里，鲁政委是一位良师。“他很耐心，愿意不厌其烦地教别人，还没有架子。”鲁政委的前同事这样评价。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鲁政委对工作的狂热。一个星期没几天在办公室里，经常出差参加一些专家座谈会和各类培训会、同业交流会。“就是喜欢研究，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地超过责任感。”对于自己的高产和精力旺盛，鲁政委如是说。在他看来，企业培训 一个人从心底里喜欢研究并不以为苦，是确保高水准研究成果的最佳质量控制体系。新京报记者 苏曼丽

　　银行存款定价能力缺失 　新京报：6月份开启本轮利率市场化改革关键一步，从数据上看，六大行的存款占比没有变化。你如何评价这次改革的作用？

　　鲁政委：单就这么两次调整影响是有限的，这次调整的最大意义在于打响了利率市场化“堡垒攻坚战”的第一枪。

　　从现在各家银行的反应来看，目前在贷款方面情况比较好。虽然央行将贷款利率的下浮空间扩大到0.7倍，但对银行的定价影响不大，银行并没有因为下限扩大了就一调到底，这体现了银行在贷款价格方面的定价能力。可以说，在贷款上并没有出现恶性竞争。

　　但是在存款方面暴露了一些问题。目前出现三大梯队，工、农、中、建、交、邮储6大国有银行形成了第一梯队，短期的定期存款上浮1.08倍。第二梯队是以招行、中信、华夏等为代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短期存款上浮到顶。第三梯队的城市商业银行除了将短期定存利率上浮到顶外，中长期定存利率也调整至上限。

　　央行之所以推出浮动区间措施而非继续先前的统一的基准利率，应该是希望不同机构能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差异化的策略，就是希望出现百花齐放，这才是市场化真正的含义，但结果这种表现并不突出。所有机构行为的高度一致，暗示了此次政策调整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也反映出在银行存款的定价环境和能力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新京报：银行在存款定价上存在问题的原因何在？是否是调整不到位？

　　鲁政委：最现实问题是贷存比约束。为什么有钱的银行要抢存款，没钱的银行也抢存款，存款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根据目前的监管规则，银行的贷存比必须保持在75%以内。也就是说，在分业监管的情况下，银行的业务基本上就只是放贷款；规定存贷比不得高于75%，要放贷款，就必须先抓“存款”。所以，“存款立行”成了中国银行(2.70,0.00,0.00%)业的特色。

　　其实，如果没有我国目前相当保守的贷存比指标管理，银行开展贷款原本不是非得有“存款”的，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只要能够确保期限错配和流动性安全，就可以稳健开展贷款业务。

　　第二个原因是，存款利率如何确定没有参照。银行在贷款定价方面可以看企业发行的债券利率。但存款利率怎么定，银行不知道，在市场上没有哪个可以给存款利率做参照的。

　　我建议推出CD——大额可转让存单。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持有人到期可向银行提取本息；在未到期时，如需现金，可以在市场上转让。

　　寻找利率之锚

　　新京报：利率市场化改革意味着目前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将逐渐失去风向标的作用，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应该如何培育？

　　鲁政委：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来看，货币当局一般都选择了两周以内的利率作为政策目标利率。根据我国市场的现状，隔夜或一周可以考虑成为央行选择的指标利率期限。

　　我注意到，最近中国央行似乎在有意识地做一些培育市场基准利率的尝试，但操作行为仍不稳定、意图还不清晰。从7月初开始每周都有逆回购，而在过去逆回购是罕见的事情。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目前主打的7天逆回购的利率波动还较大，从3.95%一度下调到3.30%，然后又升到3.35%进而3.40%，在“加大微调力度”的宏观政策总基调下，这有些让人费解。因为政策指标利率的特点是，除非货币当局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发生改变，否则不应该变动利率，如果这样，那么逆回购利率为何会出现上升呢？

　　新京报：目前市场上哪个品种的利率具备成为市场利率的潜力呢？

　　鲁政委：新选择的政策指标利率，最好能够满足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期限不能太长，一般来说两周以内的利率更为合适，对于我国可能是七天或者隔夜更合适。其次，避免同时控制多个期限的利率，多个期限使得央行很难保持行为的逻辑一致性，从而会增加政策噪声和市场理解的困难。第三，央行应避免非公开因定向操作所带来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同时应注意平衡货币市场上的寡头垄断力量，避免寡头垄断行为对政策传导信号的阻滞。

　　利率市场化不能让银行没饭吃

　　新京报：在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都出现了银行批量倒闭的情况，这一幕是否也会在中国上演？

　　鲁政委：我们总是习惯于看到改革的风险而忽视原地踏步的代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危机就不改革，越重大的改革就必须要深重的危机来倒逼。这显然不是一种好的状态。

　　因此，正确的思路是：看到改革可能出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风险点和控制风险的办法，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从先行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在利率市场化的第一阶段，几乎各个经济体的银行业的净息差都是收窄的。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严格的分业监管，就意味着银行只有利差“一碗饭”可以吃，利率市场化，就是要把这仅有的“一碗饭”也让人抢走。所以，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业整个行业都会有灭顶之灾，会出系统性风险。

　　怎么办？很简单，市场竞争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抢饭吃。如果让银行也可以去抢别人的饭吃(就是综合化经营)，那么，最后它就饿不死了，有饿死的也是懒惰的或缺乏竞争力的，但不会整个行业遭遇灭顶之灾。

　　利率市场化适合我国国情？

　　新京报：国内主流的观点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性条件，而且现在监管层的态度也是如此。

　　鲁政委：的确，放眼全球，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成熟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从逻辑上说，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就是银行利差会被显著压缩，由此将使得银行倒闭可能更为常见。银行倒闭了，普通储户的存款应得到保全，否则，大量民众将会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中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似乎就是顺理成章了。

　　然而，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了的极端重要的背景因素就是：我国目前实际上是存在着国家对所有存款全额隐含担保的安排的。此前，我国出现过存款机构倒闭(比如海南发展银行和一些地方农信社)，但存款人的全部存款都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一旦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就意味着“国家对存款隐含全额担保”的安排退出了。

　　考虑到作为金融监管部门领导与四大国有银行领导之间存在的互调机制，国家代理人的汇金公司持有大量五大国有银行和邮储股份给老百姓造成的国家隐含担保意味，以及“大而不会倒”的朴素认识，单个账户金额在存款保险额度以上的资金就会迅速向五大国有银行和邮储富集。刚刚设立的村镇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将会难以为继。由此，一个本来是为了降低金融机构倒闭后遗症的制度，却直接人为诱发了金融机构的更快倒闭。

　　因此，如果眼下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就必须让老百姓意识到所有机构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鲁政委：从宣布放开利率管制到经历利差收窄洗礼后整个市场重归平稳运行，如果照这个标准看，3-5年肯定不行，10年之内能走完已算不错。

　　而且，我不得不提的是，利率市场化马到关前，我们真的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吗：利率市场化到底是目标还是手段？

　　现在我国正推进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充分竞争的市场模式为蓝本进行的改革，而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具有显著外部性的。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对于具有显著外部性的产品，并不适合由完全竞争的市场来提供，适度竞争可能更为合适。

　　由此，一个以充分竞争为导向的利率市场化，是不是适合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模式？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充分竞争还是适度竞争更加合适，值得我们反思。

　　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监管当局也一直认为美国式的金融体系是不稳健的，并不值得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