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6%，延续了近两年的下行态势，是1992年以来增长回调时间最长的一次。正确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不论对短期的稳增长还是对中长期的调结构、转方式和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增长放缓有短期因素影响，而更值得重视的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

　　影响这次增长回调的，有欧债危机延续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因素，有短期的企业受预期和价格影响而去库存、去杠杆的因素，但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大的背景因素，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后实现成功追赶的一些经济体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国际元为购买力平价指标，而非现价美元)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为3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根据研究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在今后不长时间内将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间窗口，有可能出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近期的增长回调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拉动，前些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一半左右，但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房地产投资在今年4月份后也开始减速。二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逻辑上说应先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因为这些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经济发达的省市，近年来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明显回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在此轮回调中就业压力并不突出，有些地方还存在招工难问题。四是近年来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投资风险的担忧增加，实际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和增长潜力的担忧。

　　这些变化表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以及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这样，就有一个对这一转换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的问题。

　　首先，增长阶段的转换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与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等，都将使潜在增长率下降。更重要的是需求侧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些年作为投资重点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继续扩大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钢铁、水泥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出长期峰值期已经或接近到来。这些都使工业化阶段的快速扩张空间相对收缩。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尽管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可观，但基数效应也会使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第三，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即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到相对较低的水平，比如7%左右，从国际范围看，仍属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保持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我们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同时人均收入可望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所以，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适度下降、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并非有些人所说的“增长衰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恰恰证明我国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工业化进程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将会迎来一个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新增长阶段。

　　稳增长应防止两种风险，立足于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经济运行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局面。稳增长不仅在当前非常必要，在整个增长阶段转换期也将是宏观政策的重点。从目前情况看，稳增长应关注并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不适应、也不理解增长阶段的转换。有些地区对于增长速度放缓还不太适应，忽视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事实，还想用一些办法把速度推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样做不仅难度很大，即使短期内推上去了，也难以持续，而且极易引发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等风险。

　　另一种倾向是对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重视不够、应对不力。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强，容易出现短期内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根据有关研究，在我国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和银行资产质量都会遇到巨大压力，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危机。尽管目前就业矛盾尚不突出，但如果短期内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就至少会出现结构性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调结构不可能顺利进行，发展环境也将遭受重创。

　　因此，当前稳增长，就是要使增长处在一个适度区间，防止强制上行和过快下行两种风险，平稳渡过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稳增长为下一步的增长动力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争取必要时间和有利环境。这里所说的增长阶段转换，除了速度变化，更具实质意义的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要由依赖大量投入和快速市场扩张、重化工业主导的增长，转向着力于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由主要借助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因此，在原有增长动力减弱的同时，必须激活和启动新的增长动力，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被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所抑制的增长潜力。例如，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尚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部分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且效率低下，如不进行实质性改革，这部分投资潜力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掘。

　　二是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和升级。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消费需求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和水平提升。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进城农民在身份、居住、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小城镇人口向中、大城市转移，以及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都将持续扩展消费空间，并带来巨大的消费浪潮。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增长速度的放缓，重要工业产品产出峰值期的陆续到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凸显，将促使我国进入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兼并重组期。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压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设备投资的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将扩展新的增长和就业空间，尤其是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产业升级的新引导力量。

　　四是新兴市场等新的外需空间的拓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到20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将来自新兴经济体。我国品质较好而成本较低的工业产品，全球首屈一指的基本建设能力，有效组合内外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机制和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大需求潜力。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释放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形成适应新增长阶段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里的关键是要切实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

　　放宽准入，改善环境，推动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除了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民间投资趋于谨慎，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顾虑。吸引民间投资应有系统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拿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项目，形成民间资本可预期、能决策的企业治理环境。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和征地制度改革，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财产自由处置权，提高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鼓励地方从各自实际出发，探索多种形式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持续增加农村人口的劳动和资产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

　　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重视改善民生，更促进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应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严格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

　　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转方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要降低企业盈利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为此，在产业快速扩张期过后，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坚持企业自主、市场选择，尽可能不搞行政性的“拉郎配”。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尤其应鼓励、支持通过竞争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的发展，使其在产业创新和升级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在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把更大气力下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上，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等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积极拓展外需，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扩大内需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但拓展外需仍大有可为。应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带动国内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结合我国自身要素特点和优势，有效利用全球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完善对外投资体制，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国际化经营，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跨国公司，带动国内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