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黄益平现任职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研究范围：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农村发展。

中国产品市场已经放开，要素市场如何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设立的“国家发展论坛”第二届年会于近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就中国要素市场改革问题发表演讲。他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实际是采取了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把规模做起来了，但是市场机制真正的运行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所以下一轮的改革，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点看法，第一点，要素市场改革，或者我称为不对称的市场，怎么影响了我们过去30几年的经济变化。第二，我想拿金融改革作为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市场要素改革面临很多挑战。

　　中国的要素市场上，一些定价被压低了

　　我个人过去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投资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非常成功，但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的矛盾、风险有各种估计。

　　应该说比较极端的两种观点，说的都是中国经济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简单地总结一下，我觉得中国经济改革实际是采取了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什么叫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就是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产品市场几乎都已经放开了，绝大部分产品是由市场来决定它的价格，随行就市；另一方面，中国的要素市场，从土地、人员、劳动力、资金来看，政府对这些市场的干预仍然较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些领域的定价被压低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个人的解读，可能与双轨制有关，国家要支持国企继续运行，这需要一定的支持，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资金、能源、土地的成本，它实际上是对企业变相的补贴。所以你可以把我们过去的要素市场扭曲看作居民对企业的一种补贴。这样补贴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正规市场、正规部门的成本被压低，使得成本优势变得更加突出。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居民相当于受到了一种变相的征税，所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

　　这样的一个策略，可能对我们的经济结构、效率、收入分配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不平衡、不对称的问题。

　　客观来说，这些问题已经开始缓解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投资、出口顺差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费在回升。这其中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消费来说有很正面的作用，就是居民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了，收入分配开始改善了。

　　要素市场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已在调整的时期，劳动力成本已经回升，但我们的要素市场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客观来说，劳动成本大幅度上升，主要不是因为政策调整的结果，而是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但是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能源价格、土地市场、资金市场上，仍有问题没有解决。

　　我个人更关心的是金融改革的问题。我们今天碰到了很多问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还是以银行为主，但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需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支持下一轮增长，当前的金融格局和这样的要求是不完全匹配的。

　　第二，我们的利率并不完全自由，这导致普惠金融很难发展。因为你要给普惠金融的群体，也就是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本身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事情，我们需要提高利率，利率要覆盖风险，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正规部门的利率提不上去，所以发展普惠金融很难。

　　第三，正规部门的各种管制比较多，所以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当然，即使在市场化的国家，影子银行也是很发达的。

　　第四，仍然有一些政府兜底的现象，所以僵尸企业继续存续，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难题是很明显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把规模做起来了，但是市场机制真正的运行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所以下一轮的改革，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

　　当前的金融改革，需要回答哪些问题？

　　我们今年各种重要会议，都在讨论金融改革，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在我们考虑下一轮改革措施的时候，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未来的金融结构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都说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际就是说直接融资的比重要上升，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杠杆率降下来。但是没有人想过未来直接融资的比重、未来金融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我们的市场化要推进到什么程度？理论上来说，我们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想要让国企做大做强，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没有答案，但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假如僵尸企业没有消除，却把利率完全放开，我不觉得是一件好事情。

　　第三，怎样平衡创新和稳定的关系？互联网金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过于严厉监管制度的规避，它解决了一定的实体经济需求。但是怎么样平衡创新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四，对内对外改革怎么协调？我们过去经常说，以开放促改革，但是在金融领域能不能这样做？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国内的改革跟不上，把门打开来了，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最后，监管框架未来是什么样的？有很多金融交易没有受到监管框架覆盖，金融政策的协调还不是特别理想。当下，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那长期来看应该怎么做？怎么协调各个行业之间的监管政策？怎样从现有机构监管转向未来的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怎样有能力防范系统性风险？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