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目前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业的顾问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改革》、《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

　　全球经济增长关键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共同举办的“全球经济展望与经济风险形势分析”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期为思客推出的系列策划第五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专家讨论环节发言中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目前最关键的是做实做优中国经济，而非人为再次推高中国经济。

　　怎样看待过去七年中国经济的整体态势？一个基本的分析是，中国经济正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逐步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平台。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其实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但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增长平台转换。

　　上述转换主要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是一些重要需求，比如房地产和煤炭、钢铁等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历史需求峰值。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这个峰值就已经出现。

　　第二，人口的总量结构发生了变化。

　　第三，资源环境已经触到底线，最明显的是雾霾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且符合规律的。任何一种经济学上现有的周期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上述转变，这是东亚追赶型经济体特有的一种现象。

　　对中速增长平台而言，2017年是其形成的验证期。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已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这一判断已经得到实践验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需求侧来讲，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三大需求，主要是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基本上触底。其次，从供给侧来讲，最近两三年的去产能改革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后，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在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以后均恢复了正增长。从2017年开始，以上两项指标的涨幅都是比较大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冲顶以后有些人又变得比较乐观，比如从2016年上半年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又上7%了，或者说7%的速度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乐观的判断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基本上不会出现。如果有某种政策刺激让经济增长达到了7%，最多能够坚持一两个季度，一年肯定支撑不下来的。

　　现阶段需要做实做优中国经济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做实。

　　第一是做实做优中国经济，而不是人为地再次推高中国经济。目前要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的风险，包括现有大宗商品价格泡沫中的风险。

　　第二就是挤泡沫，房地产的泡沫和其他方面的泡沫。

　　第三是稳定利润。前一段时间企业的利润上升，但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接下来上游行业的利润增速会逐步下降，而利润理应在各行业长时间均衡分布，各个行业都能挣到它应该挣的钱，这样对防风险特别是降杠杆有利。

　　在上述格局下，中国经济今后三年的增长速度可以适当有所降低，总体而言是稳中有降。今后三年的GDP增速达到6.3%就可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在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在这种增速下，中国如果进入中速增长期，它的潜在增长率其实也就5%左右，也可能在4.5%-5%之间。因此，对这个阶段来讲，5%-6%也属于高增长。在历史上，日本到了中速增长期以后，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就在4%左右。因此，我们有5%-6%的增长率就属于高增长。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进行这样的调整，也是一个适当收缩风险的过程。经济增长的质量会随之提高，就像十九大提出的会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从长期来讲，我们有时候速度稍微低了一点，但是风险是有所收缩的，整个增长的质量是有所提升的，国际市场是会给出一个评价的，这就是汇率，它可能就会让人民币升值。升值以后即使国内的增长速度不一定很高，但是汇率变了，最后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可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增长。所以，我就想提一个观点，我觉得汇率很可能是评估我们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即使我们考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也不能光看国内的增长速度，要看国际评价，实际上就是要看汇率的变化。

　　全球经济增长关键看新兴经济体

　　下一步全球经济的增长，发达国家的预期主要是保持稳定，因为它的增长潜力已经差不多了。增长的关键是看新兴经济体，而新兴经济体里中国高速增长期基本过去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现在已经有一些经济体具备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条件，比如印度。印度能不能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例如统一的国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特别要素市场、政府能力的提升，特别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宏观经济的稳定，等等因素。上述因素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发达经济体这段时间主要是恢复，恢复以后能不能保持比较好的增长节奏，这与全球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空间密切相关。比如我们最近讲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的技术革命，有很多新消息，也很多新进展，比如无人驾驶，主要的技术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一个社会适应性的问题。但是这些技术进步到底对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90年代美国的IC产业进展很快，但是对美国经济到底有什么拉动作用，经济学界感觉这是一个谜，实际上它的拉动作用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最近的新技术进展，它对未来，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是不是一个提升的因素？中国现在这方面也有优势，一是这一轮技术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差距并不大，二是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国家大，容易推广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一些新的技术可能是发达国家突破的，但是商业化过程是在中国完成的。所以，这个机遇意味着现在发达国家不仅能够把它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增长率，中国在这个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机遇。当然，这依赖于全球化下一步必须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这涉及到全球化下一步如何推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