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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凤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美丽”一词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用专门章节加以论述。美丽中国是指中国大地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水净土净、环境优美、生态安全、宜居宜业,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可视为生态文明的外在直观表现。美丽中国建设的大政方针、主要目标、基本路径,党中央已经明确,这里我依据个人的认知,对美丽中国建设方略作七点思考。

 

  一、人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主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把人与自然关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这是对生态文明内涵的高度理论概括。

 

  通常,我们理解的“自然”是指地球生态生物圈,这是地球数十亿年演化的结果。在人类产生于地球生态圈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进化发展只是自然演化洪流中的一支小小的涓涓细流。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于自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而人类的一切活动又都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地影响自然。如果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轻者将得不偿失,重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甚至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走弯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伤害自然最终也会伤及人类自身。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对自然的这种尊重、顺应、适应和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是为了自身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人居主体地位;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人类是主动一方。一方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把自然资源转化为能够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自然的顺应和保护,满足自身对环境美好、生态安全、健康生活的需求。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根据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可以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控制在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旋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发展决策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权重。我国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实现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增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支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是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路径。

 

  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等等,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也是美丽中国建设之路,更是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的贡献。

 

  经济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高度重合,有的本身就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全面地认识问题,才有美丽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保证

 

  美丽中国建设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一场革命。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改革生态环境体制、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个方面,从总体上看,我们不乏建设美丽中国的自觉,但似乎少了一些自信,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什么是不乏自觉和缺少自信?就是对美丽中国建设的认识足够高,相关理念、目标、标准也不输一些发达国家,有的甚至世界领先,但一遇到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又缺少定力,或是否定过去的发展成就,或是无视在美丽中国建设上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脱离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过度渲染与发达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的差距,这些都是不自信。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大规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我国人口基数大,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消费结构仍在升级之中,能源资源消耗总量近期还难以降下来。节能减排、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任重而道远。长期坚持不懈,扎实推进,方能达成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第二个方面,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具有高度的外部性。美丽中国是集生态环境产品之大成,其效益跨越区界、省界甚至国界,不同的阶层、群体、个体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着不同的诉求,受到的影响和支付的成本也不相同,即使同一个阶层、群体和个体,在不同时期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诉求、受到的影响、支付的成本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建设美丽中国,各个地区面临的主要矛盾、建设条件、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同,获得的生态环境收益与支付的建设成本也不总是相互匹配的。美丽中国建设中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要求在提高全民生态意识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机制。我认为,这里面核心是调整、协调、重构美丽中国建设中的相关利益关系,实现建设成本与收益相互匹配,责权利相统一。

 

  四、治理污染居美丽中国建设的优先地位

 

  由于我国几十年持续快速地发展,资源强度消耗,“三废”排放日积月累,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重的挑战和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回避,必须高度重视。治理污染,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直接关系亿万群众的民生和健康,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第一大任务,也是第一大难题,刻不容缓。在治污方略上应把握五个要点:

 

  第一,治理污染要优先于气候变化应对。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仍有诸多的未知,因此,把近几十年气候变暖归纳于人类活动的依据并不是十分充分,尽管这种观点在国内外占据主流地位。大家想一想,同一个地球上的同一个地点,白天和黑夜的温差那么大、一年四季的温差能够达到几十度,这是太阳光照的原因,而对于太阳的变化,我们现在又认识几何?对于太阳变化的周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我们现在的认识又有多深?

 

  气候变化不等于大气染污,但是大气染污必须从国内着力治理,中国的污染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治理。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制成品净出口为外国承担了部分排放,我国排放与增长脱钩,排放总量迎来拐点还需要较长时间。气候变化应对更多的是国际政治博弈和国际经济竞争问题,各国应该承担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当然,对于“共同但有区别”怎么界定,各国会有各国的解释。我国是实施领跑还是跟跑战略,要进行全面整体的评估。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战略,例如,在绿色产业转型、发展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采取引领和超车战略,可能就是正确的选择。

 

  第二,因源施策。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也有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等人为原因。因此,要因源施策、对症下药。其中,自然的原因是顺应、适应、因势利导问题。例如,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大气环流有时发生着决定性影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源于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煤改气对于治理空气污染有效,但要支付很高的成本,对外部天然气供应的不确定性和使用中的安全风险也应该未雨绸缪。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排放污染是减少排放、降低污染成本、缩短发展阶段问题。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主要原材料、设施、装备必须立足于国内生产,没有重化工业的支撑是不可想的。因此,在治理污染问题上,因为发展方式、体制机制原因,才有转型和改革;因为技术问题,才有技术创新。

 

  第三,防治并重。采取果断措施关停污染成本不可承受的“三高”产业,转移高排放企业到环境容量较大地区,通过技术革新、节能减排提升资源能源效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和环保产业发展,促进绿色消费风尚的形成,等等。这些既是对污染存量的治理,也是在源头上对污染的防治。

 

  第四,治理污染的基础在技术进步。污染是人类生产生活排放超出环境承载力的结果。减排是治理污染的中心和主题,而减排的基础在技术进步。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新技术的使用有利于减排增效,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清洁能源体系的建立依赖于技术进步,热干岩、可燃冰的开采利用离不开技术进步,解决机动车尾气污染,要车好、油好、路好、人好,本质上也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基础在人才队伍建设,在于人才发挥内在的创新创造积极性,而人才发挥内在积极性的基本条件有两点:一是生活无后顾之忧,不为日常琐事而分心;二是拥有自由思想空间,不为体制机制和环境所束缚。没有这两点,我们空谈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很多都是空话。

 

  第五,治理染污的目标要积极妥稳。生态环境质量与发展阶段具有对应性和高度相关性。治理污染的目标、标准过高过急,虽然会形成治污的社会压力,但脱离实际的目标实行起来成本非常高,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不利于污染治理的扎实推进,并且也损耗治污的社会共识和凝聚力。

 

  五、城市化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全局

 

  美丽中国建设的外在直观表现是保护环境,提高生态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层内涵则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因而有着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和更低的交易成本。城市是人居中心,享受同等生活水平在城市消费比在农村更节约。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前提,也是城市化的动力,这一点我们过去强调的比较多,但同时,城市化的动力不仅仅是工业化,服务业、教育的发展也同样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化推动力的根本,还是在于人们追求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分散的工业化与工业经济规律相悖,而依托于城市的企业集群则更有效率。治理环境染污,开展生态修复和生态工程建设有赖于先进技术装备的支持,城市是技术创新中心和装备制造中心。“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的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城市要为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农产品提供市场,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资金、装备等强有力支持。以城带乡的前提是城市的强大和城市的率先发展,“小马拉大车”是拉不起来的。城市是人居的主体家园,城市化发展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全局。下面,我进行两点深入分析。

 

  怎样看待“城市病”问题?学界和舆论界对“城市病”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引发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当然,“城市病”包括很多,比如粮食安全、公共安全风险、房价高等问题。今天,我主要针对污染和拥挤这两大主要“城市病”进行分析。

 

  首先,看城市污染。任何人类生产生活都要耗费一定的资源能源,同时,也要排放相应的废弃物。人居中心和产业中心地位决定了城市是资源消耗中心和“三废”排放中心,由此也决定了城市排放超过自然净化能力的必然性和城市作为污染治理重心的地位。从另一方面看,城市“三废”的集中排放又为污染的规模化治理和资源的再生与循环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什么有些小城镇的污水处理设施“开三停四”?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污染源的汇集成本高,总量还不够大。因此,依托城市污染的规模化治理更有效率,也更加可持续。

 

  其次,看城市拥挤。人口集聚、人居中心与拥挤从来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关键是把握合理的人口聚集密度。人口聚集是以空间换时间,提高了交易效率,减少了合作成本。同时,这种聚集也开拓了服务业市场规模化的需求空间。一些农村的服务业为什么数量少、品种单一?就是因为没有规模化的需求。此外,拥挤也为完善交通体系提供了市场条件。城市为现代化轨道交通体系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支撑。发达国家曾经发生的城市郊区化和上个世纪末的城市中心区再生运动,以及我国当前少数超大城市中心区的功能疏解,本质上都是人口与空间资源的再平衡,区别只是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和欲达目的不同两种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规划建设水平的提高、发展理念的调整,通过新型城市化,建设生态城市、环保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宜居城市、智慧城市,可以把“城市病”的危害降到最低,从理论上可以无限接近城市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作为理论分析,完全没有“城市病”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而实践上做起来,很多相应的条件是很难具备的。城市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阵地,新型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节点。

 

  推进城市化,要有正确的形势判断,以正确的城市规划为引导。那么在这方面,由于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因此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或不同的观点碰撞。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在10%以下,也就是说,非农产业比重已达到90%以上。据《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7.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共占73.0%。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我认为,今后几十年我国还将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城市是人工产物,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城市的区位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城市规划要与城市发展规律相吻合,方能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否则那种导向作用可能就是负的。人为地控制城市规模成本极高,或者根本达不到目的。城市人口增长是有内在动力在促使的,包括城市的吸引和农村的推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城市化远未完成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较高比重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一定限度内,城市人口和城市效益呈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当城市在初始阶段,它往往处于极化阶段,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才迎来人口的拐点,产生效益扩散。现在,中国大多数城市还处于极化阶段。以上是有关城市化的问题,我说的稍微多一些。

 

  六、乡村环境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层面

 

  城市在乡村的包围之中。城市是点,乡村是面。乡村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支撑,这是当代城乡分工体系中乡村的一大新功能。我们过去说,乡村为城市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现在,乡村还有一大新的功能,就是生态支持功能。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节点,而乡村环境治理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层面。我认为,乡村环境治理要向两个方向着力。

 

  第一,居民点的环境整治。

 

  一是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治理。首先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的处理。一些地方实行农村生活垃圾由乡来收集,由乡(镇)运输到县里,再由县里集中处理。这种方法有一定效用,但是费用也比较高,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是难以为继的。再来看农村的污水处理。农村污水多是放任排放状态。我一直在思考,农村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的根本措施究竟是什么?就是国家研发适应农村垃圾和污水分散处理的技术设备,并作为公共服务配置于乡村居民点。当然,农村生活垃圾还有生物化和生态化的处理问题,可以分类处理,就近还田,实现生物循环。

 

  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而进行的街道、农房改造和居民点的绿化、美化。新农村建设、居民点改造要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人口大规模减少、与农村居民点大量撤并、与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农村人口自主选择进城落户政策统筹安排。近几十年,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村小学大量撤并,很多媒体非常担心农村的教育问题。我个人认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根本还是要发挥城镇教育中心的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农村人口自主选择进城落户政策的关键就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实现农村居民土地权益和市民权益的合理置换。

 

  第二,农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平原地区强调绿化造林,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成就和重大进展。要减少化肥农药施用强度,有计划地推进休耕轮作,实行粮食、经济作物、饲用作物、草种四元种植结构,这样既能够提高种植效益,又能够提高畜牧业效益。要推广生物生态防治,推进有机农业、旱作农业、雨养农业,实现农产品结构升级,提质增效。过去,我们经常用高产、优质、低消耗来指明农业生产方向,这一要求很正确,但是实行起来却有些困难。高产是政府的目标,优质是市民的目标,高效是农民的目标,怎样促使农产品提质增效,始终是农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山区要退耕还林还草,荒山荒坡绿化,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大地植被恢复工程。草原地区要以草定牧,轮禁轮牧,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禁止一切污染物排放河湖水体,全面提升水质和水安全。

 

  乡村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量大面广,投资巨大而见效缓慢,这样就更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建立健全长久稳定的投入机制和严格的管控机制,这一点对于乡村环境治理尤为重要。

 

  七、生态移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中国的地理、地形、地貌有它的特点,西高东低,呈现阶梯状。山地、高原、丘陵构成我国地形地貌的主体,并且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环境恶化、生态脆弱地区。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内蒙古高原的地形地貌加上大气环流,决定了这些地方干旱少雨、植被稀少以及沙漠化、荒漠化的趋势。西南地区崇山峻岭,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和石漠化严重。我们常说,西南地区主要是工程性缺水,西北地区主要是资源性缺水。当然,人口和产业密集地区又面临水质性缺水问题。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亚洲的水塔。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再造秀美山川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

 

  区域性的生态退化、环境脆弱有自然气候、地理、地形、地貌的原因,也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密切相关。首先是人类的活动违背了自然规律,比如陡坡开荒种田、草场过度放牧、林地滥砍滥伐、过度提取地下水、地上水截流不当等等,这些都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我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时,就提到过河北张家口坝上由于上世纪50年代开荒种地,土壤层被风蚀,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在草原地区种树,但是有些地段的土质只适合种草,所以往往种上高大的乔木难以成材、成林,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实际上,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就是人地关系尖锐、人的生存压力所致。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会有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人类活动是人口数量的函数,人口越多,密度越大,活动强度也越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也就越剧烈。

 

  生态退化、环境脆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密度超过了当地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要使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获得自我恢复的能力,必须减少人类活动强度,减少人口密度,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的平衡配置,即生态移民。这里的生态移民是以恢复生态、保护环境为目的,有国家政策引导和必要的扶持,以自主自愿为前提的渐进的分散性移民,而不同于以满足建设项目用地为目的,对移民损失全额补偿,限定期限必须一次性完成的工程性移民。同时,这里的生态移民主要是以城市为主要迁入地,以青壮年进城就业、子女进城就学为先导,最后完成举家迁移,分期分批完成的区域性移民,而不同于近年来一些地方实施的异地务农扶贫搬迁。异地务农扶贫搬迁要占用一部分农村地区的耕地和农业资源,也就是说,农民的生存地点改变了,但是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变化。生态移民进城,根本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一步到位,它与城市化大潮、城乡人口优化布局相适应。

 

  异地务农虽然有扶贫和改善环境脆弱地区生态系统之效,但也加剧了迁入地的人地矛盾,难免会有返迁和再次移民之虞。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我国农业人口还有很多;其次,农业发展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中国缺乏农业过度超前的基础,同时它也不符合客观规律。政策引导和扶持的渐进的自主自愿的生态移民可以减少国家大包大揽、国家计划规划的刚性与移民意愿的矛盾,也与自然灾害之后的移民异地安置有不同内涵。因为事后应急式的被动异地安置可能会出现难以周全和持久的现象。

 

  生态移民与当前的脱贫攻坚高度融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往往是生态环境极度脆弱、人地关系极度紧张的地区。实施扶贫攻坚、生态移民、城市化统筹,既可以收脱贫之效,又能够使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系统获得休养生息、自我恢复的机会。对于脱贫攻坚,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各个部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水利扶贫、交通扶贫、电商扶贫等专项扶贫都有效果了,如果这些能与生态移民统筹安排,取得的效果会更好。此外,沙漠化、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治理,水源地、湖泊、湿地的保护,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等美丽中国建设工程也应有生态移民和优化人口布局的举措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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