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6日联合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去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高达49.9%，已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老牌对外投资大国，跃居当年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

    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政府在构建激励性政策环境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国投资也在越来越多的东道国得到欢迎，甚至在对中国投资怀有政治猜忌的某些发达国家，打开门户迎接中国投资的呼声也日益看涨。正因如此，笔者以为，目前有必要冷却过度高涨的海外直接投资热情，政府也有必要放慢出台新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性政策步伐，因为持续过长时间的海外直接投资狂飙突进，必然会带来巨大风险。另外，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目标定位中，也还存在不少误解。

    比如，某些广为流传的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就很不现实，这在资源投资中最为常见。据《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六大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729.5亿美元，29.7%)、金融业(459.9亿美元，18.7%)、采矿业(405.8亿美元，16.5%)，而且正是采掘业海外投资大项目多。之所以如此，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这能保证我国进口资源供给的安全，并降低进口矿产的成本，但这种目标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的。假如外资企业可在东道国无约束地开展转移定价操作，中国制造业企业确实可以通过投资上游资源环节降低其国内制造业部门的进口成本，把账面利润较多地保留在国内制造业部门，或是他们在境外避税港设立的离岸公司账上。但是，经过上世纪70年代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现在，但凡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普遍对其境内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操作实施了程度不等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此种限制尤多。如近年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山，东道国政府批准时几乎都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投资矿山在出口时须按国际市场价格销售，不能人为操纵低价出售。

    在20年前风光一时的韩国财阀中，不止一家就是沿着上述道路走向末日的，最典型者当数营业收入一度占韩国GDP近十分之一的大宇集团。1993年，大宇创始人金宇中提出“世界化经营”战略时，大宇在海外的企业有150多家，1998年底增至600多家，等于每3天增加一家。1997年底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后，其他企业集团都开始收缩，大宇仍我行我素。截至1999年6月底，大宇集团外债已达99.4亿美元，其中54.8亿美元是年内到期债务；另欠本国金融机构债务60万亿韩元(当时合计约600余亿美元)，负债率高达335%。由于下属企业交叉借款、互相担保，整个集团难以为继。最后，大宇集团破产解体，成为世界最大破产案之一。由于90年代前期韩元汇率持续升值时期采用上述操作策略的韩国企业太多，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整个国际收支和储备资产都被推入险境。

    持续时间过长、规模过大的海外直接投资狂飙突进，之所以会带来倾覆风险，源于人才缺口、资产负债结构恶化、行情波动等多种原因。任何一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首要约束就是人才约束；而经过连续数年两位数增长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人才缺口必然加剧。从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各类商业性、政治性风险来看，这种人才缺口压力已明显放大。即使不考虑这一点，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也是企业过度投资扩张的最大风险之一，而跨境投资扩张又比国内投资扩张更多了一层遭遇额外的汇率和利率变动的风险。

    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通常是其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本币连年升值、国内经济过热逼迫货币当局提高利率、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较有实力的企业通常倾向于借入低利率且其计价货币汇率看跌的外币债务，以便用最低成本支持其海外投资扩张。而为了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时期的东道国政府也普遍乐于放松对企业借用外债的管制，但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会直接减少东道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倘若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出口生产能力大规模转移，又会间接减少东道国经常项目顺差，甚至可能造成逆差。这样，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将逐渐削弱本币汇率升值和利率居高不下的根基，最终达到转折点。假如国际游资窥见这一弱点而发起大规模投机性货币攻击，汇率、利率转折将来得更快、更猛烈。届时，海外投资企业借入的外币债务利率大幅度上涨，其外币本金折算成本币也将急剧升值。

    无疑，中国近年放松企业海外借债管制是应当的，但无视其中的潜在危机则是危险的。企业要看到中国国际收支和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风险，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利率低于人民币的格局也不会无条件延续。根据《2010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去年末中国仅证券投资负债就有2216亿美元，加上高达14764亿美元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理论上可以迅速抽走的外资企业留存利润，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遭遇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和投机性货币攻击。

    当然，笔者主张对外直接投资热潮适度降温，不等于主张现在就收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也不等于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快就要萎缩；相反，我坚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内应该也必然会取得长足发展，只是发展过程更有可能呈现螺旋上升态势。我们无需全面收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但确有必要放缓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出台步伐，而且有必要对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