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总体上继续维持平稳走势，与此同时，当前经济依旧面临下行压力，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内投资和消费仍在减速。

　　数据显示，1——7月投资增速为5.5%，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近3个百分点；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同比增速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消费增速连续4个月低于10%。在目前外部需求面临不确定性的态势下，要实现稳增长还得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这两个驱动力。

　　从政策层面看，今年以来，高层不断强调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要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有力举措。

　　从历史经验看，不论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8年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我们都充分发挥了投资和消费这两个驱动力，一方面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另一方面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而且换来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应该说，在非常之时，依靠有效政策继续驱动有效投资和有力消费，确保经济平稳增长，抵御住外部经济冲击，仍是重要的经济方略。

　　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既要着眼于稳增长又要重视长远效益

　　必须看到，今天我们强调投资时，中国经济面对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与二十年前、十年前有很大变化，着眼点也有很大不同。1998年，我们还处于重化工业时期，产业链条正在培植，全国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许多空白；2008年，我们正在大踏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产业布局从国内逐步延伸到国外，以高铁发展带动的城市群经济也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但在2018年的今天，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产业链条基本齐全、投资的空间布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

　　一是亟待大规模推进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并不广阔；

　　二是投资的边际效率正在逐步递减，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

　　三是依靠政府主导型投资的负担越来越重；

　　四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面临去杠杆、防风险和稳增长的“三难”困境。

　　五是投资的外部成长空间受到挤压。

　　因此，我们今天强调有效投资并发挥其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首先，其关键性要体现在能托住经济增长，作为一项有效的稳增长短期政策，还得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牵引作用，按照“十三五”规划加快既定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尽快推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落地。

　　其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以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有效供给，切实把稳投资与调结构、补短板紧密结合起来，将短期政策和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投资的有效性既要强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即战略性、瓶颈性、新兴产业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中之重；同时，也要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不搞“大水漫灌”“撒胡椒面儿”，避免无效投资、低效投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而是基于对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时间的精准把握精准发力，对有限的资源、财力，根据轻重缓急和优先序来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在社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扶贫脱困等民生短板领域加快投资投放。

　　三是要始终把握市场规律和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创造适应消费需求升级的中高端优质增量供给，尤其是要加大高科技研发、知识储备、人力资源建设、新经济发育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使投资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四是继续创新有效投资方式，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资渠道。当前要加快各类专项债券发行进度。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项目准备成熟一批发行一批。在清理整顿PPP项目的同时，政府投融资主体要尽快转变为市场化投融资主体，还要加大吸引民间投资参与的积极性，尽快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举措，放宽市场准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民间资本采取混合所有制、设立基金、组建联合体等多种方式，参与投资项目，尤其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更有吸引力的项目，让民间资本能看得见回报，从而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的主力军作用。

　　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既要稳定消费预期更要着眼分配改革

　　近来关于消费抑制和消费降级的讨论，显然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悖。事实上，目前有效需求不足恰恰是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写照。

　　例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8%，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报告认为，家庭杠杆率每升高1个百分点，城镇家庭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就会下降0.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推动的小额信贷规模快速攀升，年轻一代透支消费已成习惯，这些都透支了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同时，房价快速上涨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过去房价过高只是一线城市的特殊现象，但过去两年，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都上涨了50%至100%，二三四线城市的工资水平因产业结构而难以上涨，这就造成了居民买房按揭压力过大，从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过高的房价既影响了住房销售，比如，商品房销售面积上半年同比增长3.3%，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2.8个百分点；同时，这也对家电、家具、装潢等行业构成冲击。

　　房价大幅上涨还使得房租价格上涨，并逐步传递到城市服务业成本当中。在近几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构成中，服务价格上升始终是非食品价格上行的主要因素。由此，近几个月公布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落就是一个必然结果。

　　当前，服务业消费比重增速较快，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40%，如果再加上价格不断上涨，必然会影响商品零售。

　　另外，受各种因素影响，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对一部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提升形成了制约。

　　因此，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首要的基础，还是在于稳定消费者市场预期。宏观层面可采取积极有效政策：稳定基础消费品包括服务品的市场价格，密切关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其次，要遏制住房价上涨，采取果断措施有序地将住房成本降下来。第三，还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果敢的力度增强普通群众的个人所得，能够降低的税负尽可能降低，切实改变失衡的分配格局，让更多工薪阶层的腰包能够真正鼓起来，增强居民长期稳定的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