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后，对于默克尔总理的政治生涯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的猜测已经是欧洲政治中的热门话题，但当最近她亲口给出不再竞选蝉联基民盟主席的答案时还是显得突然：作为冷战结束后迄今欧洲国家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已经习惯了默克尔和她代表的政治稳定。尽管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将画上句号，但她给德国、欧洲乃至西方政治和外交却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

　　共识政治的终结？

　　首先是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的走向问题。为了对接连两次州议会选举失利“承担责任”并安抚执政伙伴，默克尔不得不通过放弃党内领导权来稳固执政阵营，并为党内领导层的新老更替留出空间。但领导德国实现经济繁荣、带领欧洲走出债务危机并深孚众望的默克尔如此结局，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尽管德国政治没有出现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革命性”变化，但长期主导德国、左右翼趋同的“共识政治”显然已难以为继。随着政治主张更激进的绿党和更保守的选择党崛起，更左或更右的政治倾向更能吸引民众支持，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地盘被不断蚕食。以左右对峙替代中间趋同的政治极化现象和“大党不强、小党不弱”的碎片化现象正在德国同时发生，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是将这些变化固定下来，还是将重回“共识政治”？默克尔的淡出让德国的政治走向充满悬念。

　　德国“共识政治”可能走向终结，还将给欧洲政局变化带来悬念。德国的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对于实现两德统一和经济繁荣功不可没，也为欧洲政治提供了稳定器。以改革者面目出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维护一体化和欧洲核心价值观上与默克尔同声相求，“法德轴心”的重启也被看作是决定欧元区改革的关键，双方在应对欧盟内部的离心倾向和民粹政治上也密切协调。默克尔的淡出将被疑欧派和反建制派解读为一场胜利，这不仅将使马克龙一体化“旗手”的身影更显孤单，还将为民粹势力在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能否继续上升留下更大的悬念。

　　全球主义的式微？

　　其次是德国乃至西方的世界观和外交取向问题。德国强大的制造业有赖于以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因此推进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成为默克尔政府的外交取向，这也直接影响到最终成为其政策硬伤的难民政策的形成。

　　默克尔本人一贯的执政风格以稳健和善于平衡著称，空喊口号的时候不多，但在特朗普带来的政治变化映衬下和奥巴马将其奉为“西方价值观最后捍卫者”的赞美下，默克尔被塑造成西方政治建制派和支持全球化的代表，并成为特朗普的对立面。

　　但默克尔对全球化的支持是有条件和有选择的，是建立在促进和提升德国利益基础之上的。她在贸易问题上的政策前提是帮助德国商品和资本打开更多有利可图的市场，因此在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问题上时常存有机会主义的念头。即便是有关对难民“开放门户”的道德说辞后面，也存有从中吸取高端劳动力这一极大的现实利益考量。

　　当然，默克尔毕竟采取了尽量将现实利益和价值追求相捆绑的迂回方式来表达其诉求、追求其利益，而当前德国政治环境可能塑造出来、在其身后留下的，可能是一个对世界持有更现实主义的认知、因而采取更直接手段对外索取的德国外交。如果形势朝此方向发展，那么特朗普昔日的政治军师班农正在欧洲串联、煽动的民粹主义运动就不再显得荒唐和毫无根据，主流政党如何站稳脚跟，并维护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就将变得更为现实和急迫。

　　留给中国的思考

　　作为老练的政治家，默克尔不会让自己的淡出看上去像是一场败退，保留总理职位也是以退为进、寻求体面收场的政治手法。因此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继续维护好中德、中欧合作的现有局面，但德国政局变化所代表的趋势必须让我们有所思考，并对未来变化未雨绸缪。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欧洲政治变化的复杂性，深入到现实本身而非依赖政治标签来看问题。对民粹政治的认知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传统对民粹的看法趋于负面，当前欧洲的政治变化中也的确有排外、封闭和保守的民粹沉渣泛起，但在一些国家被指为民粹的政党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社会寻求变革的力量。它们希望在主流政党治理不力和民众对此的失望情绪之下，建构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并重新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区分是否民粹的标准，应当是这些国家和政府能否理性务实地制定并执行其内外政策，而不是看主流政党给它们贴上的标签。

　　其次，这一轮欧洲政治震荡后将送走一些默克尔这样的老派政治家，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伙伴。他们的世界观、执政理念和政策目标将和我们以前打交道的对象很不一样。一定程度上，我们也需要摆脱对默克尔们的习惯意识，在重新适应欧洲新政治和新面孔的同时，需要更客观地看待欧洲政治变化后面透露出来的社会焦虑和变革诉求，从而更积极主动地去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德、中欧关系，更自信有为地寻求和欧洲在双边、多边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好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共同抵御不确定性和单边主义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