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唐诗中的历史》。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些诗篇歌颂了祖国的大好山河，抒发了诗人的胸怀志向，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信息。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我想通过几首具有典型意义的唐诗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诗歌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今天我主要讲解四首诗：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刘禹锡的《乌衣巷》，王建的《夜看扬州市》，白居易的《卖炭翁》。这几首诗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第一首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主要想向大家揭示对诗中提及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另外进一步引申思考，展开讨论一下中国古代政治经济重心和轴心是如何转移的。第二首刘禹锡的《乌衣巷》，主要想与大家讨论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更新重组的大趋势。第三首王建的《夜看扬州市》虽然是在咏叹当时最繁华的商业都市扬州，但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唐代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第四首白居易的《卖炭翁》，这首诗大家可能最为熟悉，因为很多中学课本里都讲到过，说它如何揭露、批判了宦官专权的黑暗、腐朽等等。但实际上我是想通过《卖炭翁》这首诗来讲一讲唐中后期的财税体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首诗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我们知道“诗史互证”就是通过发掘诗文中的历史信息来研究历史，证实传世的正史、正典文献中给我们留下的历史事实。诗歌与历史间的互证形成的“诗史互证”理论是陈寅恪先生发掘出的一个新的思维领域。

　　陈寅恪先生发展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指的是传世文献要和地下文物结合起来，一起进行历史研究，这也是新式的考古学发展以后，专家学者对如何研究历史的一种诠释。陈寅恪先生对“二重证据法”进行了补充，在原有基础上给予了它新的阐释，除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第一重含义外，还增加了“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第二、第三重含义。就是说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由不同文字记载下来的史料也可以补证正史，由外族引进的新的理论和方法，也可以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式相互补充。在这三重含义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只强调了第一种，陈寅恪先生发展出了后两种。

　　经过发展后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了“多重证据法”，延伸的意义也越来越广阔。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是一种传世文献内部互相印证的方法，我们讲唐诗中的历史，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一、从《汴河怀古》看隋炀帝的千秋功过

　　先看唐代大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首先是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首诗这样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到了唐代仍然是利国惠民、沟通南北的大通道，但是他为了开凿运河不恤民力，使得天怨人怒，老百姓不堪重负，终于揭竿而起，引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了隋的灭亡。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说“尽道隋亡为此河”。另外，诗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大运河修通以后，隋炀帝造了巨型龙舟，率领浩浩荡荡的龙舟船队几次下江南，再次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所以诗人才说“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如果没有后来造船游江南的事，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功绩是可以和大禹治水相媲美的。

　　大运河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一般大家读到这首诗时都会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隋炀帝大量役使民力主要是为了开通大运河，从而导致老百姓造反，隋朝灭亡。但是换个角度来想，我们如何来客观的评价隋炀帝呢？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诗说：“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诗人有感于隋炀帝下江都（今扬州），为此建离宫、开运河、造龙舟，沉湎于享乐的事，并虚拟了隋炀帝与南朝末代皇帝陈后主两位亡国之君在九泉之下相见的情景，即“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历史上的陈后主才情过人，但荒淫丧国；而隋炀帝虽雄才大略，但贪暴失位。两位亡国之君不仅政权易手，离世之地和死后的葬所也南北易了位。陈后主在江南，南朝的都城是建康（今南京）；隋炀帝在关中，也就是说隋朝的都城在关中。以西北关中之地为立国根本的隋炀帝，离世和葬所在风月无边的扬州，而沉湎于江南温柔之乡的陈后主却长眠于荒冢漫坡的洛阳邙山。

　　关于隋炀帝,大家可能知道的很多，但我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隋炀帝姓杨，名广，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次子。按说皇位应该由长子继承，杨广是在杀兄弑父的疑云中登上帝位的。隋炀帝在位时兴建了很多巨大的工程，除了之前我们提过的凿运河，还有修驰道、掘长堑等，到四方巡游，宣扬国威，加强统一。其中，开凿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关东和江南地区，营建东都洛阳。大运河修建成功以后，打通了南北水路交通，顺应并推进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趋势。另外，从隋文帝到隋炀帝,都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尤其是科举制的确立，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阶层变动的需要，也奠定了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科举制度更是影响了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

　　隋炀帝在继承其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家业时就集聚了大量的财富。据史书上记载，隋亡时，“天下储积，可支50年”。宋人也指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也就是说宋人回顾宋以前的历代王朝，认为最富有的就是隋朝。这样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创新制度的富强大国，也因为三征高丽、三游江都、屡起兴造、征伐不已、不恤民力引发了内叛外乱。内叛是说统治集团内部贵族的叛乱；外乱指的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和各地贵族军阀群起割据的夹击中，杨广即位短短十四年，盛极一时的隋王朝便土崩瓦解，隋炀帝本人也命丧扬州。晚唐诗人罗隐曾有诗句云：“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隋朝平陈后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期间只有一段西晋的短期统一）。罗隐这首诗流露出对炀帝生前赫赫伟绩与后来凄凉结局的无限感慨。

　　前几年隋炀帝的墓又重新被发现，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客观、立体地评价。刚才我们列举了很多的巨大工程，那确实是对老百姓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实行巨大工程的同时，隋炀帝本人还为了个人享乐大修离宫别苑，兴造大型龙舟巡游江南，这也是他完全不体恤人民的表现，这些都应该受到批判。但是我们不妨多想一点，隋炀帝为什么要修这个大运河？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隋朝到底是不是因为修运河而亡？对于诗中提供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深入思考，作出客观的评价。

　　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隋炀帝为什么要修运河？难道只是因为他有江南情结，为了游江南吗？隋炀帝登基前当过很长时间的扬州大总管，长期生活在江南，所以有人认为他生出了浓郁的江南情结，因此才要开凿运河，造龙舟，下江南。其实不是这样的。据史料分析，隋炀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继位以后，看到了整个隋朝周边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隋朝作为中原王朝，它的中心、重心和轴心的变化。

　　这里要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什么叫中心？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封建王朝，它的中心就是指首都。首都建在哪里，哪儿就是它的政治中心，而且会因此成为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自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中国，定都咸阳，一直到隋唐，我们知道历朝历代基本都在关中立国，都城也都选在关中。秦都选在咸阳，刘邦建立的西汉都城选在长安，统一的隋和唐都城都选在长安，基本上都在关中地区。也就是说，这段时期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北。这是从秦到唐中期的一个基本的历史格局。刚才我们还讲到轴心，这一段历史时期都城的轴心基本是在东西向的一条线上飘移，西端是长安。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古代都城移动示意图及大运河走向示意图和大运河走向改变示意图。

　　中国古代都城移动示意图及大运河走向示意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都城移动的轴心是东西走向的，东端发生了变化。从秦代到唐代，轴心的东端是洛阳，到了五代及后来的北宋，东端的轴心向东南被拉到了开封。再看大运河的走向，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大运河开凿的原因。

　　大运河的开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中学的课本里，包括一般的史书上都会讲到，这是由于南方经济，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早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就开始了，他们的地理位置优越，水网纵横，气候温暖，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另外，北方的几次人口大迁徙也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向南方移动，给南方的经济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就使江南地区、长江流域的经济逐渐稳定地发展了起来。

　　以隋为例，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等都在西北。西北虽然是在关中，是有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但是人口都凝聚在中心的格局势必造成人多地狭，也就出现了所处不足以支付所需，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候就需要把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关中。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受地势影响，原先没有大运河的时候，中国的水系绝大部分是自西向东流，要实现南北这样一个由东南调到西北的大调角运输路线，事实上没有一个合适的现成水道。走陆路运输的话，成本很高，国家和民众都负担不起，这才有了开通大运河的举措。在隋朝以前的历史上，对大运河的分段开凿就已经开始进行了，隋炀帝只是把各个河道连接起来，修成了一个三角形。他从江南通过汴水，一直修到开封附近，然后再通过黄河渭水继续向前，这条线很明显是为了用江南的物资来支援关中而打通的。还有一条线是从开封一带往北京走，这条线实际上是为了向今天的河北地区运输兵员和物资。为什么有这样一条线呢？这也牵扯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重心、中心和轴心的转移。至少在隋朝的时候，来自外部的威胁已经逐渐从偏西北向东北迁徙了。可以这么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秦始皇的时候开始，中原王朝的比较大规模的威胁基本都来自北方。因为北方是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地区没有巨大的自然屏障，所以草原部落全民皆兵，容易集结成比较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逐水草的过程中，如果气候变冷，丰美的草场就可能南移，他们也会逐水草而南下，越过阴山进入河套，进而进入中原。历史上的匈奴、突厥等进犯都是这种情况。

　　早期的时候，北方民族主要从西北南下，因此从秦代到唐代，都城皆选在关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抵御自西北方来犯的草原民族。但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到了隋唐，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趋势变化，草原民族南下从由西北方为主逐渐转向由东北方为主，比如后来兴起的金、契丹，以及再后来的女真、满族等等，已经越来越偏向东北了。那么如何控制草原民族，如何保障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建立东北的防线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自秦始皇到两汉、隋唐时期，历朝历代都是致力于经营西北地区的。比如唐朝的时候，其有效管辖区曾经延伸到咸海，也有一种说法是到里海，总之说明了唐朝拥有着对西北广大地区的控制管辖权。当时的都城长安，正是关中的腹心之地。因此，北方的草原民族想联合西北民族来夹击中原王朝的企图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西北边防很巩固，边防线也拉得很远。但是东北就不一样了，隋炀帝为什么要多次出征高丽？实际上也是出于战略考虑，希望控制好朝鲜半岛，控制好辽东地区，使西北和东北两条防线像中原王朝伸出去的双翼，很好地控遏北方草原民族。辽东的概念包括辽河中下游以及朝鲜半岛，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往北京地区修运河，实际上是想把北京作为攻打辽东的据点，进而取得辽东的控辖权，以保证中原王朝的安全。所以运河不仅解决了关中物资不足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东北战略前线的问题。

　　隋亡以后，唐朝取代了隋，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历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沉痛教训，采取了澄清吏治、缓解矛盾、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宽省刑法等很多措施。但是唯独攻打高丽这一点，唐太宗并没有吸取教训，他的判断跟隋炀帝一样，继续再打高丽。这也说明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代君主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知道这个地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影响到以后的历史走向。

　　我们在评价隋炀帝的时候，要看到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巨大功绩，了解他修运河、征高丽的战略出发点，同时也要客观评价他在兴建大工程时没有充分考虑或根本不考虑老百姓实际承受能力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暴君”的称号。

　　重读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首诗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客观评价隋炀帝提供了新的出发点，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了解中国古代各个王朝中心和轴心的变化。东北成为巨大威胁后，政治中心不仅向东移，还开始向东北移动，这也是元、明、清三代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轴心也变了。原来的轴心是东西走向，隋唐时的大运河有三条线，呈现出一个三角形，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运河是一条直线，从杭州到北京，叫京杭大运河，它和隋唐时的大运河可不是一条，直接贯通南北，为什么？因为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京，跟在南方的经济重心可以直接对应起来，这就是轴心的变化。这种大的格局变化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

　　二、从刘禹锡《乌衣巷》看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更新重组的大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首，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诗在感慨时事变迁的同时，其实也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阶层重组、变迁、更新的历史大趋势：一条线索是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新的官僚士族的兴起；另一条是重新排定士族的位次。

　　“王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重要的士家大族——王家和谢家。尤其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市民南渡，晋在大士族王谢两家的支持下才又在南方立国，史称“东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逐渐走向顶峰的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上垄断仕途。比如九品中正制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根据你的出身来评定你入仕为官的资格等，如果你出身大族，就可以评为上品；如果你只是寒门庶族，那永远只能是下品。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可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庄园并役使大量的依附人口，并且这些都是不编入国家户籍的。在婚姻上，他们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婚姻关系上，由士家大族形成的社会等级都是相对封闭、凝固的。另外，所有士族的排定都是得到社会认可的。

　　门阀士族包括很多，比如琅琊王氏，就是琅琊（位于今山东）地区的王氏。以此类推山东的贵姓还有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也就是隋唐时期世家大族中最尊贵的五个姓氏是崔、卢、李、郑、王；江南有四大世家顾、陆、朱、张；河南郑州有荥阳郑。隋文帝杨坚称自己是弘农杨氏，弘农杨是杨姓的郡望之一；李唐王朝则称自己是赵郡李氏，赵郡李是中原五大高门士族之一。这就是隋唐时期约定俗成的社会等级。

　　刘禹锡的这首诗说明当时的社会阶层、阶级、士族等级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才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情景出现。那么社会阶层发生了怎样的大变动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唐太宗。唐太宗在位时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编写《氏族志》，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认为原来的士族位次排定的不合理，说“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便下令让当时的几位重臣——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修订《氏族志》。因为是在贞观时期编的，所以《氏族志》又叫《贞观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大臣们仍然以崔姓为第一，把李姓排到了第二。唐太宗认为应以当朝官爵定高下，即按照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来定次序，因为很多士族已经衰落了，所以不能沿用过去的座次，于是就又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最终以皇族为首，即李姓排第一，外戚次之，崔姓降为第三等。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表明皇权政治干预了原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士族等级排次。然后再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共治天下以后，觉得这个位次又不合理了。据说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木材商人，所以他们武氏家族在士族中的等级不是很高。于是武则天就废了《贞观氏族志》，重新修订《姓氏录》。《姓氏录》除了仍然把历史上比较尊崇的姓氏排在前面以外，仍然以现任官职的高低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最主要的是把皇后武氏列到第一等，其余再根据当朝现任官员的品阶依序排定。当时，五品执事官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录入《姓氏录》，此外，兵卒中立了军功的将士，获了五品以上的勋官，也可以列入《姓氏录》，但是旧士族如果在当朝没有五品以上的官阶就不能列入了。因此，许多抱持旧有传统观念的旧士族对《姓氏录》很不齿，讥称其为“勋格”（功勋的品级），并以被录入为耻，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为了使《姓氏录》能够真正取代《贞观氏族志》，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又奏请唐高宗核准，让原保存于各官府之中《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

　　《贞观氏族志》和《姓氏录》从政治权力上干预了士族的排定座次，干预了约定俗称的社会等级，反映了社会阶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西晋到东晋，皇族也属于一个大士族，形成了有点像与其他门阀士族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南朝时期，经历过宋、齐、梁、陈四个政权的更迭，统治阶级的成分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由高门士族独揽大权，出现了很多中下等士族，甚至是武人出身。到了北朝又不一样了，北朝后来是少数民族。鲜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北魏，后来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把自己加入到了士族序列，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比如改姓氏，排定座次等。

　　前面我们说隋唐两朝的君主，隋杨宣称自己是弘农杨氏，李唐宣称自己是赵郡李氏，其实他们根本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高门士族，只是想接续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的余续，攀附在高门士族之下。

　　隋唐以后，五代的君主就更不一样了。五代的君主都是武人出身，跟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很多都是先从军，一路打到高级将领，终于成为镇守一方的节度使或是禁军首领，最后取代了中央政权。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个禁军的将领取代了后周的政权。这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大变动，统治集团更新的过程。

　　从对刘禹锡《乌衣巷》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觉，以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读诗不能只看到诗人的心情、感叹或咏诵，更应该挖掘它里面包含的很多深刻的历史信息。这也是我们对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诗史互证”的正确理解和很好的运用。

　　三、从王建《夜看扬州市》看唐代城市由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过程

　　第三首，我想给大家讲一下王建的《夜看扬州市》。与皮日休和刘禹锡两位大诗人的诗相比，王建的诗可能不是那么流行，但是每当我讲经济史，尤其是唐代经济史的时候，一定会讲到王建的《夜看扬州市》。

　　夜看扬州市

　　王建

　　夜市千灯照碧楼，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这首诗实际上反映了唐代大都市从封闭到开放的一种转变。在明白了诗的字面意思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城市制度。城市社会有很多空间，一般我们关注的基本是它的有形空间，其实它还有很多无形空间。

　　先从有形的空间来看一下唐代长安（今西安）、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今杭州）的城市布局。

　　首先我们看唐代长安城的布局示意图。

　　唐代都城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陆续扩建和完善修筑而成的，分为三重，内城两重，外郭一重。三重城加在一起，整个长安城的面积大概是84平方公里。两重内城分别是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的正中，其中宫城是最靠北的。在整个长安城的布局中，中轴线也是靠北的，因此城市的重心和中心都靠北。

　　宫城的中心是皇帝的起居和办公之所；两侧东为太子的居所，叫东宫；西为后宫之所，叫掖庭。整个宫城被称为大内。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中心逐渐移到外郭城东北角的大明宫（原是由于天气湿热，在高地上为皇帝修建的清暑之所）。我们可以在长安城的布局示意图上找一下大明宫的位置。

　　内城的第二重城皇城是中央各官署的集中所在地。唐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十六卫，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此。中央官署是独立区划，与外郭城是分开的，这种功能区分非常地明显。

　　我们再看外郭城，外郭城主要是居民和商业街，由街、坊、市几大部分组成。11条东西向的大街和14条南北向的大街，把外郭城分割为100多坊，坊的数量有过变化，有108、110、114等等。外郭城中轴线上的中心大街叫朱雀大街，又被称为御街、天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长安街，虽然它的走向跟我们今天的长安街不一样，从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到外郭城的南门明德门，是南北走向的。这条大街非常宽，经考古发掘，史测大概是155米。东西也有一条很重要的街，皇城门外，由东边的春明门通向西边的金光门，叫春明大道或金光大道，与朱雀大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它也很宽，大概120多米。

　　朱雀大街作为中轴大街，把整个外郭城分成了东西两大区域，东边是万年县的所在，西边是长安县的所在。长安县和万年县又各设一个市，东边叫东市，西边叫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按制度规定，商品交易活动都应该在东西两市举行。外郭城中的大道也叫官道，时常有人维修和维护，通向各个城门，路过各个坊区、市门。大道一般是中间高一些，两边低一点，道路两旁有明沟，作排水之用，还种着榆树、柳树、槐树等绿植，规划得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城市布局，可以说古典的城市坊市制在隋唐时发展到了顶峰，世界上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规划严整、布局严密的城市格局。

　　当时的城市有很严格的制度规定，严密的布局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方便。早上的时候，承天门的鼓一响，各个城门楼的鼓及街坊角的鼓全都跟着敲响，接着城门、坊门、市门依次打开，人们开始一天正常的活动。承天门是皇帝起居和办公的宫城的南门。到了傍晚还要再敲一次鼓，又依次关上。所以长安城到了晚上是实行宵禁的，没有特殊情况和官府的文书，寻常人是不能在街道上行走的，金吾卫会整夜巡逻。

　　当然这种严格、严密的管理也带来一些明显的问题：长安城很大，把商业活动都集中在东西两市，势必给很多人造成不便，距离远的就要走很远的路。有些日常的生活用品每天都要用，难道走大老远去买吗？距离倒是其次，市区还有时间限制，晚上要关门，实行宵禁，不能实行商品交易活动的。也就是说，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限制。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及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易活动的日益活跃，社会的经济文化需求，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坊市制度势必不能适应发展，其限制必然会被突破。

　　明白这样一种趋势之后，我们再回到王建的诗“夜市千灯照碧楼”，讲的是扬州夜市。扬州也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大城市，尤其在唐后期，包括扬州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都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经济重心的南移，大运河的开凿，对外贸易、港口贸易、海港贸易的发展，都使得扬州成为繁华的大都市。所以唐中后期有“扬一益二”的称誉。“扬一”是说扬州成为了当时唐朝最繁荣的商业都市。“益二”的“益”指成都，是长江上游的城市，经济也很发达。成都有“天府之国”之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又有长江这样的一个运输线，所以也发展了起来。

　　刚才我们说，严格的坊市制度在商业经济发展的大都市不能适用，这才有了扬州等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突破坊市制的情况出现。唐朝的制度还没有规定夜间可以开市，但王建的诗向我们展示了扬州兴盛的夜市：“夜市千灯照碧楼，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整夜都在营业，一街灯火一街辉煌，人流涌动，来客纷纷，一番相当繁华的景象。

　　当然，并不仅仅是这一首诗体现了唐朝城市逐渐开放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看一些其他的，比如李白有一首诗叫《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讲的是长安少年到有胡姬做女侍者的酒肆里尽情享乐的事情。胡姬是胡人的美女，到有胡人美女做女招待的酒肆中娱乐，说明长安的酒肆生意兴旺，也说明长安都市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体现了中外交流的一种盛况。另外，杜牧有一首诗叫《赠别》，其中写到“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其实在封闭的坊市制度里不仅有宵禁，还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所有的建筑都不能对街开门，必须开在坊里，由坊进入。在哪几种情况下可以对街开门呢？比如官署、寺庙，还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府邸。像普通老百姓的普通民宅是不能向街开门的，因此街道两旁本不应该出现商业建筑或设施。由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和王建的“夜市千灯照碧楼”，我们可以想象扬州肯定不是高大的院墙和坊墙林立，一定是街头熙熙攘攘，店铺灯火辉煌，是可以临街开店的，这样才称得上是“春风十里”。

　　南宋的一位文人说到杭州的情况时有诗云：“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南宋诗人刘子翚的《忆樊楼》写的是汴州（今河南开封）的景象：“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我们来看看城市制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唐代到宋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上图是宋朝开封府的示意图，从图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出与唐长安相较，开封布局发生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城市的中心和重心集中在了城市的中央位置，不再靠北了，这与开封的地势有关。河南是四战之地，四面平坦，无险可守，容易受到攻击，面临着北方女真民族南下的兵锋，当然就不能把都城毫无遮拦地放在北边，只能下撤到中央。而长安不一样，长安地处关中，是四关之地，崇山峻岭，有险可守。从开封到后来的北京，此后的都城一直都是按照此格局修建的。

　　整个开封的布局、扩建和改进原则与长安相较发生了很多变化。汴州城原来是汴州刺史的制所，五代时它曾成为都城，到了北宋又再次成为都城的时候，州城（旧时州署所在城邑）就直接作为了开封都城的里城。可是按照都城的建制，里城是第二重，还要有第三重，开封的第三重外郭城是重新修的。先说开封的里城，里城是中央官署的所在，除此以外还有寺庙（著名的大相国寺就在里城）、民居、商业店铺，完全是官、商、民混居杂处的一个状态，那它就不可能是封闭的。反观唐朝长安的官署所在地，则相对封闭，有严格的门禁制度，老百姓不能在里面穿行游乐。那外城呢？外城的格局跟长安就更不一样了，历史上没有留下完整的北宋开封城的城市平面图，我们只能从文献中了解。文献记载周世宗时期扩建都城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官道要留够30米。比起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宽155米，春明和金光大道宽120多米，格局完全不一样了。除此以外，宋朝不再有严格的坊市制度了，它有坊，但指的应该是居民区，而是不是有严格的坊墙和坊门呢？这点还不太清楚，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的发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北宋的开封城没有严格的市区了，它更像是一个大商场，临街设店，还有很多桥市，不像长安分东西两市，规定商业活动只能在里面进行。虽然突破唐长安的坊市界线，没有规定的商业区，但北宋也有一定的规则，有瓦舍和瓦肆勾栏等自发形成的有官府认可的集商业、文化、娱乐为一体中心区。

　　开封的城关地区（城门附近的地区）都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批发市场。北宋初年时已经不禁止夜市了，所以整日都可以营业。还有早市，当时叫鬼市，因为太阳一出来可能就散了，大半夜起来卖东西，鬼影绰绰的感觉，所以叫鬼市。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描写的开封，临街店铺一个接一个，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一路从南熏门吃到朱雀门，可能都不带重样的。

　　大内东边的门叫东华门，西边的门叫西华门，这一点跟北京城很相似。东华门外有一座著名的楼叫樊楼，“夜深灯火上樊楼”中的“樊楼”指的就是它。樊楼是一家酒楼，里面有漂亮的女招待，生意非常兴隆。它做的很可能是大内的生意，有些商人要跟官员尤其是宫内的人联系，协商、磋商一些事情都喜欢选在樊楼。这是当时一个很有特点，很繁盛的地标景物。

　　南宋临安城平面图

　　我们再看这张图，南宋临安（今杭州）的图。杭州整个是一个腰鼓形。这是因为它西面是湖，东边是河，南边是凤凰山，所以扩展的方向十分有限。宋室南渡以后，筑壁临安，行在（天子所在的地方）所在。之所以叫临安，不叫都城，或是什么京、什么都，这是为了表明他们仍然抱着收复中原故土的美好愿望。

　　“一色楼台三十里”，是说杭州西湖边上建起了一大片楼堂馆所；“不知何处觅孤山”，孤山是杭州的著名景点，非常有标志性。由这句诗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临安城的开放程度，不仅城内都是开放的街市、桥市、河市这样的大商场，甚至把生意做到了大内上朝的大门口。早上百官要上朝，街边就有卖早点的。那些权贵、富商可能就会把他们的豪宅建在西湖边上，周围还有为他们服务的餐饮、娱乐、文化设施。所以“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是说西湖畔的那种繁华，楼宇把原来标志性的孤山都淹没了。南宋的楼也不可能很高，但至少是一片楼群。这些住在城外孤山附近的人未必不是城里人，极有可能是城里更有地位、权势、财富的人。

　　王建的《夜看扬州》虽然只是诗人的一种咏叹和感慨，但我们可以由此展开联想，进而发现古代城市由封闭到开放的变化过程，并挖掘出更多反映古代城市变化的诗作。

　　四、从白居易《卖炭翁》看唐中后期财税体制的变化

　　下面我们讲第四首诗，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白居易的《卖炭翁》。

　　卖炭翁

　　白居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首诗我们基本上在中学课本里都看到过，它反映了宦官专权下老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老百姓本就生活得很艰辛，在市场上还要被打着为宫廷采购旗号的宦官使者盘剥。如诗中所写的卖炭翁，好不容易烧了一车炭到市场上来卖，却被帮宫廷采买的宦官强行夺取了，只给了很少很少的一点报酬。

　　这种事情在古代社会不胜枚举，例例皆是，如果我们只从批判和揭露的角度去分析，那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首先问大家两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宫市使，也就是为大廷采买的宦官要抢老头的这车炭呢？这车炭到底值不值钱？如果不值钱，为什么要抢？如果值钱，为什么值钱？第二个问题，宦官为什么能出现在京城的市场上呢？

　　先看第一个问题，这车炭到底值不值钱？

　　“伐薪烧炭南山中”，“南山”是长安城外的一大片山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长安曾经有一个大富商叫王元宝，天下巨富。唐玄宗非常想知道他家里到底有多少家产，就把他召进宫里来问。王元宝答：“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意思是他用一匹绢系在南山的一棵树上，南山的树都被系上绢了，他的绢都还没用完。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提取到一个信息，南山的树还是很多的，当然没有王元宝的家财多。

　　回到卖炭翁身上。卖炭老人的炭为什么会被抢？据史料记载，唐都城建在长安，附近南山上的树木多充当了建筑所需，基本上已经被砍伐殆尽了。京城不管是对建材还是对木炭的需求量都是非常大的，卖炭翁好不容易找到一车炭，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车炭到了京城的市场上就成为了大家争抢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宫市使要去抢这车炭。大家不要以为这车炭不值钱，它还是稀缺物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长安周围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的集中使生态平衡被打破，自然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第二个问题，宦官为什么会出现在市场上？

　　唐朝以前，内廷的供应其实都是计划调拨制，即衣、食、行等物资由司农寺、少府监、太府监（寺）等部门负责，按计划调拨。另外，如果需要到市场上采购，本来是由京兆府（京畿地区行政机构）手下派人去的，不管是从万年县还是长安县派人（好比今天的北京市让东城负责采购还是西城负责采购），宦官都不应该出现在市场上。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唐朝中后期的财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改革的过程中，内廷形成了一种内财政体系，内廷以皇帝为首设立了自己的私库，皇帝直接掌握着很多财富，可以用来赏赐、采购，用作内宫的花费。当然，唐后期的财政改革并不仅限于此，从租庸调制、均田制变化为两税法（唐德宗时期推行的制度），改变了征税的原则。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这种变化。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这里的“宫使”指的就是宫市使。宫市使的出现是跟唐玄宗有关的。唐玄宗即位以后，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使唐朝走向了鼎盛。开元天宝不仅是唐朝的盛世，也成为了整个中国的盛世。但到了唐玄宗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天下太平了，享乐欲就滋生了，再加上有杨贵妃的陪伴，他就把外事交给权臣处理，比如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在内廷举行各种各样的宴会。起初杨国忠只是杨贵妃的一个族兄，通过这层关系当了官。由于杨国忠为人精于算计、做事周密，很快唐玄宗就委派他做内廷市买使，也就是为内廷采购，这也是为了宴会的需要。宴会必须要时鲜的蔬菜水果，不可能实行计划调拨，一调拨，菜叶可能都发黄或者烂掉了，所以就要直接到市场上采购。“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到肃宗、代宗、德宗等时期，大内的财政已经被宦官掌握了，宫市使也就转而由宦官担任。杨国忠虽不是宦官，但他身兼内外两重身份，可以出入内廷和集市。唐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的整个财政体制实际上形成了内外两个系统，内廷的宦官担任了宫市使，所以我们在《卖炭翁》这首诗中可以看到宦官出现在了集市上。

　　这种内廷走向市场的趋势到了宋朝时就更加明显了。刚刚我们说北宋开封城大内东华门外有樊楼，其实还有为能满足大内所需形成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市场，所有的时鲜，包括一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都会集中在这里，等着大内的人出来采购。因为当时大内的各个宫院都有自己独立的小金库，他们会自己派人来采购，不管是为了宴会采购时鲜的食品，还是采购他们所需的服饰等等。

　　到了南宋，内廷直接在外面设立了一个采购市场，凡是大内需要采购了，都到那个市场去。各宫各院不仅有自己独立的金库，甚至皇太后、大宦官、皇后都在经营房地产。这种由财政体制的演变而导致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商品经济的放开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它的发展脉络是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所以对白居易这首诗的理解，我们不能仅限于批判和揭露的层面，而应该有更广阔的历史的眼光。

　　我觉得这四首诗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在重视、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应更多地去了解、研究，深挖以诗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以及更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