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高培勇，1959年1月生，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经济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经济学部执行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税务咨询协会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特聘或兼职教授。现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亟待推进直接税的改革

　　在以“当前形势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难点与对策”为主题的主论坛三中，50人论坛学术成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中国企业税负重的格局必须有所改进，中国的税收制度必须走和世界税收制度发展相融合、相契合的道路。

　　大家下午好，15分钟时间我想跟大家阐述一个见解，那就是在当前形势条件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要抓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推进直接税的改革。直接税改革和支持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大家感到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再加一句，直接税的改革是一种增税的改革，我想很多人就更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想把其中的关系链条来加以解释。
 

　　我们都说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特别困难，特别是做实体经济的企业非常困难，急需国家给予支持。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国家支持有两个线索，其中一个线索，给企业减税让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两年减税降费的力度是空前的，可是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同规模、同比例、同步骤的减。支出没减或者支出没有跟上减税降费的力度，政府收入减少之后的亏空，是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来弥补的。换句话来讲，政府给实体经济给企业减费降税的钱，不是自己省下来的钱，而是借来的钱，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减税降费的路子，这是其一。
 

　　其二，政府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企业的发展，动用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税制改革的行动。鉴于企业家普遍抱怨中国企业的税负重，因此这一轮的税收制度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它不是着眼于总量的削减，而是着眼于结构的削减，什么叫结构的削减，就是盯着给企业减税，给实体经济减税，而不是给全民减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道理非常简单，论及中国的宏观税负，我们不是世界上最高的，2010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其中就有一个话题，中国的宏观税负在世界上是处于什么样的位次。我们用的是2009年的数据，工业化国家，平均税负和宏观税负的平均数是39.2，中国到了今天也没达到这样的数字，30%多一点，而且还是把四个预算通通相加之后得到的结果。但是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抱怨税负重，难道他们说瞎话了吗，我们说不是。宏观税负不重，而企业的税负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90%以上的税收是向企业收的，不是向个人收的，我们只要征100块钱的税，你摸一摸谁交给税务局的，90%甚至更多都是企业交给税务局的。所以中国的宏观税负和其他国家宏观税负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其他国家宏观税负大体上各占一半，或者更多的是个人承担的。比如走到欧洲，承担的税负是45%，个人承担的税负是55%，走到美国发现企业承担的税负只有30%，个人承担的税负70%。宏观税负重，我们的宏观税负是约等于企业税负的，有多少宏观税负基本上就有多少企业税负。因此从2013年发起的这一轮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重要的方向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盯的是比例，在宏观税负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减轻企业的税负，增加个人的税负，因为直接税基本上是向个人直接征收的税，而间接税主要是向企业征收的税。
 

　　因此我们走的税制改革道路不同以往是减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增向个人征税的直接税。从2013年到今年这个时点，将近四年时间当中，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税收制度改革都有什么，纳入规划的16个税种，包括增值税、资源税、环保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消费税，六个税种当中大家看到能够有所进展并且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营改增，不管大家怎么说金融企业营改增之后我税负增加了，或者没减那么多，那只是微观数据的显示，从宏观数据来讲，的的确确是减税了，不讲其他，原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你手中开具的发票，至多是一种报销凭证或记账凭证，当你转用增值发票的时候，这个凭证就是可以抵扣的凭证。有可能讨论的是减的规模有多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迄今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间接税上，基本上都是以减税作为它的基本行动路线的，我们要问的是，结构性的改革是一种此减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做了吗？到现在没有，房地产税没有动静，以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没有动静，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行动路线过去四年多是什么，该增的税没增，该减的税减下来了，减下来之后的收入归空拿什么去填补，还是增列赤字、增发国债。这几年我们国债的增发、赤字的增列，大家经常讲的是地方债这种大类巨额的发行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税收制度改革的道路。
 

　　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都和企业相关，都和实体经济相关。我们说两件事都必须做、都该做，但是其结果是什么？孙司长一开始就讲金融工作会议，关注金融风险，站在金融风险的角度看看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都是不可持续的，怎么能指望政府通过增发国债来给大家减税降费呢。要让减税降费的路持续下去，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的好处，让税收制度真正落地，让企业税负重的格局有所松动有所改进，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我们迄今为止纳入到直接税改革清单的税种就是两个，其一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要走综合制的道路，但是大家要记住，改综合制要加税的，不是减税的改革。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除了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之外，其他所有的地方我们个人缴纳的房地产税是0，在这个基础上加多少，哪怕房地产税率定为0.1%、1‰，它也是加税。这样的改革当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的时候，它的难度非常之大，但是考虑到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负重的格局必须有所改进，也考虑到中国的税收制度必须走和世界税收制度发展相融合、相契合的道路。因而，千难万险，我们也得从脚下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制、房地产要开征这样一个路子开始起步，从而收获我们所寄希望的目标，同时又不加剧甚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