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高培勇，1959年1月生，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经济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经济学部执行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税务咨询协会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特聘或兼职教授。现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积极财政政策首要是防风险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日前认为，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中的“更加”不是“更加扩张”，有效也不是说扩张效应有多大，而是要换一种思路来解读。

在他看来，当前财政政策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新变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后，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多落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上。

　　防风险仍是主要任务

　　高培勇表示，如何更加积极有效？主要通过一系列数字来体现，比如说赤字，今年是23800亿元，和去年相比，今年增加了2000亿元，这就是财政赤字扩张力度，赤字总规模并不决定财政扩张的力度，它只是赤字的增加额，赤字变额才决定财政扩张力度。
 

　　当然，如果把这2000亿元单独拿出来，很多人可能感觉不到财政扩张力度有多大，但是要把2000亿元对比起来看的话，今年财政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去年相比是有实质不同的。
 

　　道理很简单，现在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处的背景改变了，其次现在实施的是“供给侧”结构调整，而不是以往以刺激需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
 

　　从已经发生改变的角度看，所有财政政策的安排包括货币政策的安排，相对过去而言，究竟有什么变化，如果还套用以往那套理论，认为增加财政赤字就是稳定经济，那么这是在以需求为主的条件下才适用的办法。
 

　　而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如果还采用这种办法就是新瓶装旧酒。因此，讨论今年财政政策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盯着扩张，而要看这2000亿元对应的是什么，是落在需求侧还是落在“供给侧”，是落在总量上还是落在结构上，是通过改革的办法实施，还是以政策安排为主。通过对比，会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对于增量的2000亿元财政政策，主要有几个不同于以往的分析。
 

　　首先，这2000亿元是倒算出来的，不是财政收支平衡的结果。它是以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74.4万亿元为基数，按照6.5%的增速计算出2017年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79.4万亿元；再以79.4万亿元为基数，按照3%的比率计算财政赤字的预算规模，其结果便是23800亿元。财政赤字预算规模不是由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得出，而是通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倒算而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要把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的心理防线范围内，因为更加积极有效政策的重要一条就是防风险。其次，这2000亿元对应的主要是减税降费，而不是增加政府支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今年财政赤字主要是为了实施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是落在“供给侧”上面的，主要是为企业减税降费。
 

　　企业作为供给端的主体，只要这笔钱落在企业手上，企业主就不会盲目的进行总量扩张，而一定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最急需什么就会向什么方向去配置资源，一定是要让市场在结构调整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和以往所不同的地方。

　　杠杆要对应成本

　　高培勇认为，楼继伟讲过度杠杆化的时候，其实是有所指的。
 

　　目前在维持或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事实上不管承认与否，不管主观愿望如何，都是以一定的杠杆率作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就是成本。一方面必须要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考虑付出成本究竟有多少，要对过高的杠杆率在维持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效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考量是应该把过高杠杆率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取得的经济增长进行对接，应该做成本效益分析。如果花一块钱能换回一块五，可能就是值得的，如果花了一块钱换回8毛9毛，可能就不一定值得。因此经济学上做任何事情都讲究成本，讲成本就在说收益有多大。
 

　　楼继伟的观点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杠杆率高的问题，更要关注通过高杠杆率换回了什么，如果得不偿失，高培勇认为应该以控制杠杆率作为聚焦点。
 

　　倒过来讲，当付出了一定的杠杆率，取得的收益也还是可观的，那不妨增加杠杆率，但现实中总是有两难的抉择，不管怎样都需要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