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王逸舟，男，1957年7月出生，湖北武汉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国际政治专业，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2009年12月起，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迄今为止，曾经到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学术访问和客座研究，1988年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FIA）作访问学者。80年代后期曾经专攻社会主义国家各种体制的比较，个人的研究兴趣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在新世纪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正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课题组，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从事为期三年的《中国与国际组织：加入与适应的过程》项目的研究。同时撰写个人专著《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预期2002年完成并出版）

关于多极化的若干思考

　　多极化时至今日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这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至少在笔者看来，进一步的思考仍是必要的。以下各点之间并无严格次序，大体上是按照“基本的形势”、“原则及目标”和“战略和策略”的顺序展开的。

　　1、国内外国际政治学者在以下判断上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第一，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至少一代人），国际关系中的“一超多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是美欧日及俄中等主要国家和战略区域决定世界格局的态势，美国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欧亚大陆继续是世界政治的地缘基轴，非洲和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多数国家尽管不乏快速成长的“新兴实体”，它们的战略依附和半依附位置不会有根本改变；第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主题不会根本逆转，大的战争的可能性（包括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各国战略将主要着眼于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定程度上还可能有国家内部各分裂地块的统一，或者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等目标）；第三，不论是筹谋和平，还是实现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教育投入都是第一要素，是各主要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安身立命、形成主导作用的“制高点”。

　　2、国际政治学界对于以下问题也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尽管里面包含一些仍然模糊和可变的因素：首先，大国的不时磨擦是必然的，国家利益的冲突永远不会消失，不用说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此，即便是同一性较多的国家之间，仍不能逃脱这种建立在人性和自然法则之上的规律。不过，在新的全球化和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新趋势：第一．磨擦不放弃合作，并且以合作而不是冲突来解决争端的方式日益增加；第二．苏联解体后，国际关系中“敌、我、友”界限变得比较模糊，非此既彼、“你死我活”的冷战逻辑逐渐失效；第三．国家利益及国家间矛盾的相对性由此显现出来，昨天的敌人可能是今天的朋友，今天的竞争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合作伙伴；第四．在国际关系中，“战争边缘政策”继续有效，而且有越来越多使用的趋势，就是说，威慑比实际使用威慑的内容（如动武或制裁）更加经常和有效；第五．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自冷战结束后明显增加，反映出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趋势，这些多边性机制成为国际政治中新的要素，大国在许多场合宁肯运用多边机制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

　　3、必须承认，目前我们的国际战略仍然远没有系统和成型，不像我国内改革，已有“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总体思路和系列配套措施（如国企改革、住房制度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金融和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外交路线中现有的一些东西（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等）仍比较虚，多限于“粗线条”的轮廓，缺少配套的环节和具体的战略步骤。不能不看到，与美国、俄罗斯、法国等拥有强大的国际战略思维传统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外交和国际战略仍然缺少系统性，缺少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的系列，许多外交表态和行动虽然谈不上错误，却带有“撞击反射式”的应急特点，国内外交界、学术界、战略界之间的沟通协调不令人满意，这一切既与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明传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的潜力不相称，也与我国的日益加强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不适应。

　　4、因此，如同国内发展与改革的总目标是依照国情和需要提出的一样，我们的多极化战略同样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因素上升和冷战结束这样的大背景加以制订，并使之成为我对外关系和整个国际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多极化战略首先必须服从我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基本要求，力争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对外改造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原则，对内“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次要力争考虑到譬如说国防现代化、经济贸易扩展、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风险防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各个领域的需求及其协调；从较高标准上说，还要力争取得眼前目标与长期目标、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的一致。

　　5、多极化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防止美国单一霸权世界的形成，避免由此而出现的对我的不利影响或压力，但是，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却是实现多极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从中长期情况判断，美国仍将是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目前已经持续了八年多的经济景气并不完全是偶然现象，它反映出资本主义所谓“新经济”的某些重要特点，揭示出国力强盛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包含着某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制度性长期因素。因此，美国肯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是影响国际关系和我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我在崛起过程面临的主要压力也将来自美国。中美关系从长期看，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磨擦碰撞，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发生战争，我们既不能寄予幻想，也不要过于悲观。我们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两面性有足够的估计，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要认识美国的模糊政策的必然性（促谈不促统，促和不促合，实际反对台独、台面上拒绝将它明确化）。必须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注意一点：多极化不等于反美（尽管实际效果将必然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就是说，我们提倡多极化，并不是在一切方面与美国“对着干”，而是说，多极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及发展的多样性的必然要求；否则，中国的多极化要求可能得不到同样主张多极化的许多国家（如法国，如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支持。至少在外交宣传口径上，应当把美国视为我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战略对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敌人”。

　　6、日本、西欧和俄罗斯，是当代多极化的国际关系结构的主要地缘战略支点，也应当是我多极化战略的主要工作对象。既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思想作怪，中日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有很深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我们的对日工作目标因而应当是、也只能是“不指成为好朋友，但求做个好邻居”，避免因外力的介入或彼此间的一些小事情搅乱大局；须牢记的一点是，日本人在任何条件下是不会放弃与美国的联盟的，这是战后日本立国之本。西欧是一体化程度最高最发达的地区，它作为一个整体也好，或以内部若干主要国家（德法等）的单独声音出现也罢，肯定会在国际政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西欧距我较远（地理和文化均如此），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争取与它的进一步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合作的限度及影响；换言之，西欧是我多极化战略的重点而非焦点。俄罗斯元气大伤，它在冷战结束后的不振还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叶利钦总统近年来多次主动向中国示好，但俄国人外交的许多手腕对我弊利时常兼而有之，俄国人的世界强国心态对我是一把两面有刃的剑，我们对中俄关系的前景要有清醒的估计，避其锋、用其利；当务之急是避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空心化”，令两方的公众和国际舆论看轻这种关系。

　　7、中国是一个亚太国家，亚太地区是我吸收外部技术、资金和现代管理方式的主要源泉，因此亚太是我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依托点，是改革开发、发展稳定的最重要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搞好周边关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周边关系，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外交任务。从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观察，由“看重北方”到“面向东南”，是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在过去２０年内完成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它使国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变有了外部环境的基本保障。中国如果能够成为多极化中的名符其实的一极，首先应当在亚太地区成为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一极。在新的多极化态势下面，我的“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的方针不仅应当继续贯彻，而且要朝着“发挥影响、争取主导权”的方向推进，争取在本地区事务上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江主席最近多次提出，要研究“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２１世纪”的大课题；很自然，中国的外交工作首先应当研究和解决的，是“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入２１世纪”的前导性课题。当我们在亚太地区取得了稳定的大国位置，中国的世界角色便有了可靠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依托。

　　8、这里须有一个重要澄清：正象搞多极化不等于提倡反美一样，争取主导权不可同搞霸权主义混为一谈。对外宣传工作应当特别注意这种区别。中国当然坚决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但不等于我不希望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事务的许多问题保持自己的声音和有力影响，甚至某些情况某些场合下的主导作用（ＡＰＥＣ，朝鲜半岛，印支问题等等）；我们反对美国对他国事务的任意干涉，但不等于反对它牵头的所有多边和国际行动。真正的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没有一个是不在自己的对外政治宣言和实际外交行动争取对国际或地区事务中某种主导权的；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尺度，主要应当看其行动的效果，是否有害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否有妨于人类的繁荣与发展，以及是否有损于各国的主权与独立。事实上，中国强调的多极化，就是希望在各国交往和国际事务中，产生一种有利于新世纪、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国际关系导向。

　　9、从短期看，中国建立多极化的基本目标，既是防止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说了算的局面（公开宣布的原则），也是为了避免由此对我形成的各种重大压力（内部尺度）；从中期考虑，应当是在主要国家力量相对均衡的基础上，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新世纪人类和世界各国追求的稳定主题；从长远角度观察，则是在建立起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础上，争取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以改造，促进国际社会在更高程度上的进步。有一点须加以注意：美国及西方目前占优势的国际格局，有它特有的规则和秩序，虽然本质上不合理不公正，但它也有某些现成的“效益”及“好处”，包括对我来说某种“搭便车效应”，我们不能一概排斥、否定。要在世人心目中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人提倡的多极化，并不是简单地以反现秩序为目标，一味鼓励形成“群雄并起、乱世之秋”的气象，而是一种在保持和平与发展之大局的前提之上，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以渐进的、稳定的改革，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古人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我们在国际政治的“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应当借鉴这种智慧。

　　10、只要大方向和战略目标明确，对我有利的多极化的具体策略就比较好办，涉外的各个部门和地区都会想出自己的办法，比如，经贸口可以在不影响对美对日经贸关系的前提下，用购买欧元的办法“把鸡蛋放到几个篮子里”；一些部门和南方区域有望稳健地推进“大中华经济圈”，首先是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密切联系，相机寻求与东南亚国家的深度合作；我可主动与俄罗斯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既在军工和高科技方面借力，也在远东和中亚地区的资源开发上互补；外交部门努力寻求与各地区强国的进一步合作（如加强对澳大利亚、巴西、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外交），增进彼此在世界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军方可以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争取介入日美安全对话，也要求使其“透明化”，同时增强我在亚太特别是东北亚安全事务上的声音；今后我国原则一旦有邀请，便不拒绝加入所有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如“八国集团”、伦敦核原料控制俱乐部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现在的关键是要有总体的设想与战略目标，使看似有差别的具体策略及不同时段的做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