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石仲泉，男，1938年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史学家，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曾参加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主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曾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大奖。个人专著《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周恩来的卓越贡献》《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等。
 

“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灵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届中央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实践经验陆续概括形成的，绘制了未来中国的美好愿景。要真正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为关键的是要切实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要富强，中国人民要小康，中华民族要崛起，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就它在四个全面中的功能作用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愿景再美好，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全面从严治党，就无法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全面从严治党，也无法实现。同样，全面依法治国，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灵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四个全面”之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所在。

　　“全面从严治党”虽然是2014年10月提出的，但从严治党思想历来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从严治党前面加了“全面”二字，不仅在于它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更重要的在于它有了许多新的内涵。这个新的内涵首先在于它强调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长时间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思想建党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再强调它，因而在讲党的建设时更多的是讲思想建设。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重新提出思想建党问题，明显地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如此，习近平在讲话中还首次提出了制度治党，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过去讲党的建设一般都讲制度建设，这次讲制度治党是什么含义呢？习近平在2014年2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话也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认为这是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的问题。有了这样的认识铺垫，于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就提出了“制度治党”，又将过去长期讲的制度建设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提升，这是因为过去的制度建设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二是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没成套，过于原则粗线条，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没有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中央强调、上级检查时抓一阵子，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带有应付性，没想真正解决问题。现在为了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思想建党，就必须狠抓、实抓、长抓制度建设问题。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筋硬骨。事实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两者不仅要同时、同向发力，而且双方发力还要互相贯通，既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义所在。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除了上面讲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这个根本性的创新思想外，至少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过去也讲标本兼治，没有明确一个时期的重点所在，结果是治标不突出，没能遏制令人揪心的腐败高发势头；治本不清晰，没有明确“本”是什么，怎么治本。二是集中教育活动和思想教育的常抓、细抓和实抓工作相结合。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遵守政治规矩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