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丁元竹，1962年7月生，山东日照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获博士学位，现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志愿服务论坛》主编。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奖，2008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突出贡献个人奖，2004年北京市十大杰出志愿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培训工作先进个人。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布局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提高战略性的社会治理能力

　　战略性社会治理，就是对一些宏观和微观社会政策、社会项目，尤其是涉及民生的政策和项目，诸如环境、水利、道路等重大项目，一定要多方面听取社会的意见，开展社会听证，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监督，参与评估。作为社会治理的受益者和需求者，公众参与有利于政府政策更为有的放矢。政府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决策是为了协调经济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文化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利益群体的感受：第一个是弱势群体，第二个是边远地区群体，第三是农村群体。

　　提高正确决策的能力

　　最好的决策首先是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需要尊重民意，也需要政府的理性判断，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例如当前社会上普遍关心的出租汽车和互联网“专车”问题，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观大局、看大势、出大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出租汽车和预约出租汽车本身的研讨，这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交通管理部门在准备出台互联网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中应指向供给主体的正当性，以供给主体的正当性看互联网“专车”和出租汽车。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互联网“专车”和出租汽车都存在问题：互联网“专车”是拿自己的车为市场“供给”，价格机制对出租汽车不太发挥作用。政府管理部门要让合法的主体都有权利供给，把不合格供给主体改造成合格的供给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专车”需要规范，出租汽车需要改革。出租汽车要减少自己巡游中的无效性，提高服务质量，预约出租汽车要减少自己出行中的风险。最正确的决策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而不是竭力争取大家一致同意而找出最低标准的决策。最正确的决策更要考虑国家长期战略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趋势，顺势而上。应该说，近一年的讨论中，各方的利益诉求表达基本实现了畅所欲言。但是，当出租汽车遭遇“互联网＋”，当交通部门着手解决出租汽车问题遇上了中央政府倡导以“互联网＋”来解决传统产业升级等等这一系列新的变化，针对出租汽车改革和互联网“专车”规范管理的正确决策就必须把国家战略、发展大势和民意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政府决策必须尊重民意，但是又不能完全受民意左右。要把民众的感性诉求与政府长期实行的理性决策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在当前，正确的决策必须处理好出租汽车与互联网“专车”、中央与地方、民意与政府决策科学化和理性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回答：政府应该尊重哪些民意？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政府应该引领什么？中央政府应当管什么？不管什么？地方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如此等等。

　　通过大数据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大数据时代，如何使用互联网提供的无限空间来提高各个方面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这实实在在是社会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过程。具体说，如何利用这一前景良好的新科技来加强社会融合和维护社会秩序？如何发展这一新技术来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反馈，了解社会暗示，发现社会议题和公共议题？如何利用高速、廉价的通信手段来加强已经淡化了的组织联系，而不是沉溺于非现实世界的“虚拟社会”的虚幻影像？简而言之，如何使大数据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这恰恰是大数据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需要考虑的。互联网时代最具有革命性的一项发展是消费者、企业的方方面面的供给与需求几乎都可以量化，数据成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像“优步”、“滴滴”等打车平台可以通过匿名手机信号等方式，来实时获取消费者的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开展深入分析，作为决策依据，打车平台基本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在进行适时决策的。但目前政府决策部门做不到，也不易去做。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政府不得不去做，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综观国际经验，企业往往会比政府更早地选择和使用有用的技术，包括决策技术，企业创新是整个社会创新的引擎。在涉及目前互联网“专车”的整个决策过程中，涉及有关互联网“专车”信息，打车平台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很多信息政府并不掌握。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说过：“把问题解释清楚，就如同问题解决了一半。”政府决策部门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座谈会、实地考察和基于媒体搜集的各类评论等方式来分析问题，缺乏即时认知，也缺乏大数据分析。

　　提升公民自我服务和治理能力

　　当前，中国转型的压力不会简单地随着经济增长或民生条件改善而消逝，要消除这种压力，还必须提高公民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要用心凝聚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社会认同，以民族整体对其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为一体的民族认同，以社会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方式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认同，以社区公共生活为基础铸造的社会认同。要通过遵循共同的社会规范，特别是繁荣诚信文化，建立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促进人们之间的集体行动和相互合作。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来杜绝不当行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治理的含义。二是社会心态建设。个人心态，个人自身内心所确定的价值标准、信仰标准，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去做，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层次的东西。社会治理的最深层次应该从心态开始。三是道德规范也很重要。因为各种道德规范会对人们形成约束。社会问题如果到了法规和制度层面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不论在心态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已经很糟糕了，距离爆发外部冲突已经不远了。所以，要充分发挥规范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重塑道德规范，否则就无法管理好一个社会。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一同构成了当代社会建设的两大支柱。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也将大大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这一点，从“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已经可以看到端倪。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抓住时机，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来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建设，将使社会建设现代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夯实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