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景天魁，男，1943年4月出生于山东蓬莱，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社会认识论，现从事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学哲学研究。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7年获博士学位。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迈向普遍福利时代

　　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进步，最终要为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只为少数人增进福利。而以往的各种经济的、技术的乃至社会的进步都未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物质财富，可是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世界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富国与穷国的对立却越来越严重；新技术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全球化浪潮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可是财富却越来越向富裕国家集中。凡此种种，证明人类尽管在如何创造财富方面表现得很聪明，但在如何分配和享有财富方面却至今未能开辟出一条现实的合理途径。世界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能不能也走向公正？一个不公正的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到哪里去寻找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但这一次却把全世界拖进了灾难之中。美国确是很富有，但它却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它拥有最多的富豪，但也有最多的贫困人口。美国人口普查局有关收入、贫困率和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年度报告表明，2007年美国有约373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超过人口总数的12%。 美国农业部2007年11月发表的家庭食物安全报告称，大约3550万美国人在食物方面缺乏保障。 其实，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并非自今日始。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做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美国占人口总量1%的上层人口的净财富超过占总人口90%的下层人口的净财富！ 如所周知，这次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有人就把原因归之为金融监管不力，可是，这么多穷人买不起住房，贷款买房还不了贷，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也难以消除其背后的原因。

　　更有甚者，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还大举借债。华尔街上有一个显示美国国债总额的时钟，2008年底美国欠的国债总额接近10.2万亿美元（10.2兆美元），平均每个家庭分担的债务总额达到8.6万美元。作为世界巨富的美国，向全世界借债，那么世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世界银行表示，2005年发展中国家有14亿人口日收入不足1.25美元。此前，世界银行曾称2004年时有10亿人口生活在日收入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世界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着世界上85%的财富。由也许6000人、7000人或8000人组成的“超级阶层”，拥有比地球上其他阶层大得多的权力。世界经济秩序如此不合理，难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顷刻间就能席卷全球。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在国内，有那么多人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住，那么多人根本没有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在国外，欠下2万多亿美元的国债，靠花世界人民的钱维持国内的高消费。国内不公平和国际不公平所致的社会失衡达到如此程度，如果不闹危机，那才是咄咄怪事。按照现有这条路，那个跑在最前头的国家，率先陷入了危机，说明这条路有问题。那么多国家都跟着跑，它们注定也面临危险。危险在那里？危险不只是危机本身，而是在陷入危机之前所确立的那套理念和目标、认可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规则。正是这些理念、目标、结构和规则，引导和制约着人们不论在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怎么努力向前，都难以躲避危机，而且不论跑得快跑得慢，都在导致少数人、少数国家越来越富，多数人、多数国家越来越穷，世界越来越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

　　2009年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重塑危机后的世界”，世界各国不仅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摆脱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要推动建立公正、公平、合理、健康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找到符合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治理之道。把过去那种只有少数人、少数国家才能享有的福利，变为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享有的福利。所以，让人类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摆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全球治理之道的目的和方向。

　　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多，科学技术发展那么快，世界却没有变得更公平、更合理呢？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都从自己的视角去研究，而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角度，有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社会学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专家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如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只就金融谈金融、就经济论经济一样，在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尽管曾经对贫困、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做过大量研究，但同样不能就贫困谈贫困、就福利论福利。我们的视野要更加开阔：不仅要了解今天，还要了解昨天，了解历史；不仅要观察中国，还要观察世界。例如，所谓福利国家的困境并不在于国内的财政困难，而在于越来越贫富悬殊的世界难以支持少数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只有走向更加公正、公平、合理、健康的世界，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摆脱这场名为金融危机的信念危机、信心危机、结构危机和体制危机。

　　所谓“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福利资本主义理论”等等的最大局限是：只以占世界人口零头的少数富国为关照范围和实践基础，它们的视野未能“普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未能顾及到富裕国家内部的广大贫困人口。那样的“福利”其实另一面就是“失利”，就是贫困，就是灾祸，不是什么真正的福利。“福利”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数人独享的利益。所以，让人类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历史使命。

　　所谓“普遍福利”，是一个“大福利”概念，它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福利需求的，其中包括：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安全保障、养老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我们以往熟悉的是“小福利”即特殊群体享有的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贫困救助、优抚安置等。从特殊福利转变为普遍福利，不仅概念不同，制度、机制和原则等等也不尽相同。例如，普遍福利并不否认差别，不限于单向的惠予。特别是普遍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要保持协调、均衡的关系，普遍福利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保证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很显然，这里有大量新问题需要给出科学的回答，而回答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义不容辞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