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2013年被聘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国家扶贫开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首席专家。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府副秘书长。

迎接新“下乡运动”

　　五十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2000多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场波澜不惊的新下乡运动正悄然发生。所不同的是，五十年前的那场运动，下乡者是被动的，靠的是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而今天这场新下乡运动，下乡者是主动的，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眼下发生的这场运动，主要包涵十大群体。

　　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2.77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9亿，同比增加2.7%；外出农民工，1.69亿，仅增长0.4%。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最慢的一年。一些农民工之所以不再愿意回城，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大城市用工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不少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有些人就开始想着自己“当老板”。经过多年的闯荡以及城市和工业文明的洗礼，许多农民工不再是原来的小农，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高的综合素养，以及更多劳动技能，眼界更为开阔，是名副其实的创业潜力股。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目前中国返乡创业农民创办小微企业23.7万家，农产品加工企业45.5万家，休闲农业各类经营主体180万家，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450万，约占农民工总数的2%。

　　一些打拼有成的农民工热衷于返乡创业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一是熟人社会的便利。传统乡村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费孝通曾评价，“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沟通关系、解困排忧。二是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衣锦还乡”既是中国人对外出者的普遍期盼，也是外出者的自觉行为，已内化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项羽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是对这种文化心理的经典诠释。这种民族文化使得连当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都不能免俗。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当了十二年皇帝之后，回乡住了二十多天大宴乡邻。朱元璋更是想把金銮殿建在自己的家乡。三是亲情的召唤。外出打工本来就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所谓“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农民工长期离家在外，空间上的距离带来了感情上的疏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缺乏沟通交流与相互关爱。返乡创业，夫妻既能团聚，又能和孩子、老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何乐而不为。四是政府招商引资的激励。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中央政府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出台，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纷纷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做文章，鼓励和支持他们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为其提供创业的条件和制度保障。

　　田园将芜胡不归？一些农民工对返乡创业、就业，心存一定的顾虑。因此，要千方百计优化地方的经营坏境。一是充分发挥乡土社会长期积淀的传统优势，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尽享“家园红利”。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端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成熟的一种文明形态。“家园红利”是农民最大的无形资产，在应急事务、资源配置、矛盾调处、互帮互助等方面，是农民世世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为了充分利用传统熟人社会中存在的信任、关系、规则等社会资本，降低创业、创新的交易成本。政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所设计的一系列政策，不能只是市场和政府的结合，而应包括传统熟人社区在内的三个组织架构结合的统一。二是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存在的办事难、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三是引导和鼓励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重点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及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等环节，以增强农业现代化的带动能力。

　　二、第一代农民工

　　从上世纪80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一批批农民工或始于维持生计的初衷，或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背井离乡，进入工厂，走进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去路值得探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有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想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0岁以上的农民工目前已超过4000万。

　　第一代农民工最终返回农村，一是无奈的选择。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大多只能从事建筑、环卫等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大的重体力劳动，在各行业中收入增长较少，在城镇社保的参保率也偏低。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6.7%，而在高龄农民工聚集的建筑行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3.9%。低收入，没有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以及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留在城市对他们非常艰难。更何况，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等到青春已过，又没留下多少积蓄，他们也只能打道回府，卸甲归田。二是务农的背景。与新一代农民工早已远离了田地，过上了城里的生活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有着种田的经历，至今还保留着种田的记忆和技能，只是当年种地收入低才被迫到城市讨生活。正所谓，“60后”逃离种地，“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随着年龄的渐长，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无处立身，家中至少还有土地承包权，回家务农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各级基层组织应积极引导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帮助他们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如今无税时代的农业与过去相比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过去农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农民不仅收入全部都是自己的，而且还得到许多项补贴。只要扑下身子，好好经营，从事农业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现阶段中国农民还没有退休制度，他们可以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留城与回乡两相比较，回乡当成首选。对此，基层政府应做好工作，鼓励引导帮助他们逐步适应环境，或重操旧业，或就地就近打工，或利用他们多年打拼经多见广的经验积累为乡村发展献计献策。

　　三、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返乡就业和创业。据人社部测算，“十二五”期末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比例达到1%，“十三五”这一比例将达到3%。大学生返乡创业领域越来越宽，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拥有的资源，对乡村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旅游、电子商务、特色工艺等新兴产业无所不及，广泛涵盖农村一二三产业。

　　大学生毕业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和创业，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自农村又有学农的背景。学农业干农业，他们自然要到农村来就业和创业。二是在城市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在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转变了观念，不再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选择回到故乡自主创业。三是不少大学生看到了农业和农村的巨大商机。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向是冷门的农业，逐渐成了资本投资的“香饽饽”。联想、阿里、京东等一些商界大佬都把目光投向农业。大学生选择在农业就业和创业的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我们相当于美国的“尾巴”。大学生返乡创业正是看到这一前景广阔的趋势。四是择业观念的变化。过去担心“天之骄子”沦为“普通劳动力”，今天从底层做起成为不少人的追求；过去注重旱涝保收、稳定安逸，今天信奉自由奋斗、磨练自我；过去看重工作体面、待遇优厚，今天更看重个人兴趣、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

　　当务之急是鼓励和引导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成为家庭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农业企业家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不少国家对此都有一套社会公共政策给予扶持，因为他们属于就业创业的弱势人群。如日本的农业接班人计划，从技能培训到社会实践，到租用土地，再到贷款及农用设备都为他们提供方便。

　　四、“新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

　　“新三届”即77、78、79级的大中专学生。“新三届”是万里挑一的精英。这个群体人数约在200多万，三到五年内他们都到了退休年龄。这三届大中专毕业生80%来自农村，他们的乡愁最浓，乡情最厚，乡恋最重，大多数都有返乡养老的念头。

　　因此，应采取激励政策让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新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告老还乡”发挥余热，培养他们成为“新乡贤”。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古代中国县以下的乡村治理要靠士绅来维系。乡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有阶层，从宋代开始礼下庶人，出现“缙绅士大夫”称谓，但真正形成气候主要在明朝。由于明代科举竞争激烈，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很难，一部分人就选择仕途以外的回乡道路，还有一些官员退休或被罢免后也选择回乡。明世宗时正式确认有一个非官非民的“绅”之阶层存在。这个处于官民之间的特殊阶层，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乡村治安的管理、社会道德的价值导向、基础教育的建构、官民之间的沟通，乃至乡村资源的配置、社会矛盾的调处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郡县空虚”时代，他们就是社会秩序维护的中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近现代以来农村知识精英都单向道地流向了城市，乡贤文化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培育“新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成为新乡贤，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在外面积累的人脉关系、协调能力或工作经验，为家乡的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二是他们的学识修养、道德行为、思想观念等，在十里八乡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仿效的标杆，这个标杆从他们走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树立起来，他们当年跳出农门，正所谓“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举头看”。他们的榜样效应，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乡邻后世。今天利用他们的标杆价值，引导乡村文明建设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呼百应的效果。

　　五、城市离退休老年人

　　中国城市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亿多，“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成了一些“银发下乡族”的追求。当城市没患现代病的时候，人们觉得城市好，当城市患病后，人们才发现，更宜居的地方在农村，这已成为世界潮流。有关数据显示，欧盟在乡村居住的人口已达58%，且下乡觅居所的势头正劲。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噪音充耳、公共卫生恶化、交通拥堵和住房紧张等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带来紧张、压抑甚至恐惧情绪。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城市病越发敏感，他们渴望逃离恶劣环境的心情十分迫切。加上大部分城市离退休老年人的根，本来就在乡村。往上数三代，大都农村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镇化率为10.64%，2015年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6%，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城市化意味着很多城市离退休老年人本身就曾经是农民，他们的根就在农村。

　　“银发下乡族”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富矿，他们在城市积累了数十年的方方面面的资源，如人才、信息、技术、资金、项目等，只要开发利用得好，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下乡，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可以把两亿多农民工留下的几千万套空房改造为“外面五千年，内部五星级”的民宿，接纳他们成为新村民，让农民立马增收。

　　当前，异地乡村休闲养老最需要解决的是医疗保险的异地使用问题。身处异地休闲养老的老人，最怕生病。应该加大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力度，实现医疗保险异地间的深层合作，鼓励大型医疗机构在区域内搞连锁经营，解决老人们异地休闲养老的后顾之忧。另外，正确引导有条件的村镇发展休闲养老产业，乡村休闲养老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城市老人选择到乡下来休闲养老，更看重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引导有条件的村镇发展乡村休闲养老产业时，还应重点关注自然生态及休闲、健身等文化设施方面的打造。

　　六、归国华人华侨

　　海外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已达6000多万，与法国的总人口（6620万）不相上下。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2个，超过六千万的也只有23个，6000多万华人华侨，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据统计，华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占中国外资企业的70%以上，投资资金数量占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海外华商回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互联网、IT、现代服务业以及艺术领域，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还不是很多，但已经开始逐渐形成气候。最为知名的是泰籍华人创办的正大集团对中国农业的投资。正大集团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投资中国农业，目前，除西藏、青海外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办有农业多个领域的企业。央视正大综艺节目更是影响了一代人。

　　海外华人华侨当年大多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今天他们回归故土，一是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传统中华文化陶冶出中国人的“落叶归根”“慎终追远”“富贵还乡”等传统观念，侨民飘蓬万里，还是心系故里故国，这是炎黄子孙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性。二是祖国的崛起。不少华人华侨大都是在祖国处于弱势时代走出去谋生的，今天，祖国的强大使他们倍受鼓舞，国外环境稍有不顺，念家思乡是必然的。三是看准了中国农村农业这个巨大市场潜力。最新统计表明，投资中国农业的外资有2/3处于平和盈利状态，高于全国外资企业平均获利水平。四是报效祖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有为国服务、回国创业强烈激情和意愿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渠道回国创业。

　　鼓励华人华侨返乡定居或投资，应突出对他们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尤其对回乡投资者务必明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细化投资方式、投资待遇、投资导向、扶持政策和规范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生活便利、权益保障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让他们放心、安心、舒心地生活和创业。

　　七、到乡村旅游的群体

　　2014年中国到乡村旅游的是12亿人次，到2015年底已猛增到22亿人次。这是一个主动给农民农村送钱的庞大消费群体，它的形成一是由于人们收入的提高，二是休闲时间的增多，三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四是交通通讯的发达，五是城市病的加剧，六是盛世乡愁的呼唤。游人在乡村找到了返璞归真的乐趣，生活的融入、生产的参与、生态的享受、生命的体验使他们倍感亲切、激情勃发。他们带起了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战略储备就是有一个九亿人生活的农村市场。他们激活了农村的闲散资源，农民的零碎闲暇时间、老弱病残闲散劳动力、闲置的农房、闲置的自然风光，就连那些闲置的古树老宅、断桥残碑、风土民俗、戏曲杂艺等都因他们的到来而产生效益，他们推进了三产融合，游人要游，还要吃喝拉撒睡，同时还要购买特色农产品。以三产带动二产转型升级、进而拉动一产发展，这是农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需要做好做强做足的大文章，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的大办乡镇企业，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经商。抓住这次既不离土又不离乡的旅游开发，是农民增富、农业增效、农村增美、政府增收的好机遇。

　　虽然这个群体在乡村只是蜻蜓点水式的一带而过，但他们承载的各种信息、技术、资本、项目等却是一个开发不尽的巨大宝藏，潜力不可估量。

　　做好乡村旅游这篇大文章，一面应改善基础设施，增强服务理念；实行标准限制，提升服务水平；提升产品内涵，打造特色品牌。另一面应有意识捕捉游客带来的各类信息，然后顺藤摸瓜，深挖信息价值，为己所用；还应注重发展“回头客”，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从长计议，开发游客的潜在价值。

　　八、大学生村官

　　中央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部署始于2008年，此后大学生村官的计划和实际规模都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底，全国约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在岗，其中农林牧渔类专业占6.4%。按照目前趋势，到2020年应有40万左右大学生村官在岗。经过多年努力，全国大学生村官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取得了明显成效。许多大学生村官在农村身先士卒、带头创业，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富，取得了喜人成果。《2015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22700多名大学生村官创业，共创办创业项目近17000个，领办或合办专业合作社4300多个，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22万多个。

　　大学生之所以选择到农村当村官，一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驱动，对农村的热爱和责任。有许多大学生到村任职是为了在基层历练自己，通过创业创新，改变农村和实现自我价值。这类人比较安心。二是过渡性的选择。他们受到服务期满后能够享受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和诱惑。比如，报考研究生加10分、报考公务员或者行政事业编制优先录用政策、解决京外生源北京户口等。这类大学生村官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就可能离开村官岗位。根据调查，报考大学生村官的有71.51%只是暂时选择，而这一群体往往面临着二次就业的压力。

　　这是一支最有活力、最有生机、最具创新能力的乡村发展生力军。因此，在控制大学生村官数量，提高大学生村官质量的同时，应该想方设法实现好大学生村官的落地政策，让他们能够在广大的农村扎根下来，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带动农民创新和创业，积极参与农村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现代文明的传导重任，历史地落在年轻一代肩上，用好他们，农村农业的发展才有希望。

　　九、“三支”人才

　　“三支”人才是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和支医工作的城市机关工作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从2006年起全国每年招募2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工作，目前这一计划各省都在不断加强，如安徽自2016年起，每年定向招收2500名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支教。截至2015年全国累计选派27.6万人到农村基层开展支教、支农、支医，这一制度安排为农村基层一线补充了新鲜血液，培养了一批心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的青年人才。

　　政府支持和鼓励他们到农村基层支农、支教和支医，一是乡村依然是当下最缺医少药的地方。农民要到大城市看病，且不说要花费巨额的开支，更令他们头痛的是，“奔波三千里，挂号三礼拜，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二是农村教育依然落后。义务教育免费和就近的两个基本特性没有真正体现。撤点并校实施十多年来，全国农村学校由59万所减少到27万所，农村教育出现“村空、乡弱、城挤”局面，且形成恶性循环，学校越少越差，老师学生越向城市挤。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十分突出。笔者在吉林省龙井市调研发现，全市65个村只有一个村有一所小学，其余64个村的孩子都要到镇上或城里去租房读书。在镇上读书一年要多开支8000到10000元，在县城读书一年要多开支15000到20000元，这还不算家长务工陪读的工钱。应推广福建省永泰县的做法，全县78所农村学校，其中11个只有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他们的理念是，只要有一个学生，这个学校就不能撤。这是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义务。三是农村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创业型人才严重缺乏。具有这方面专长的农业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发展农业，才能真正出实力、用实招、见实效。

　　“三支”人才是农村和农业发展重要的知识宝库。因此，应大力推进“三支”事业。特别是应该通过技能培训、业务指导等公共服务，让“三支”人才成为培育农村人才的“酵母”。同时地方政府应与“三支”人员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三支”人员服务时间一般为一到二年，服务期满，即需撤回，政府应通过多种方式让服务者人走心不走，鼓励和支持服务期满“三支”人员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渠道，持续为农村提供帮助。

　　十、驻村扶贫干部

　　近年来，各地政府大力推行了以“驻村”为主要形式的扶贫开发帮扶措施。以安徽为例，全省针对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动员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单位包村、干部包户，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全省5002个单位派出10392人参加了单位包村。全国目前已派驻村帮扶干部54万人。

　　驻村干部在农村扶贫事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驻村扶贫干部拥有广泛的资源优势。他们有学历，有知识，有人脉。在贫困村建设中发挥着引导、示范、组织、联络作用。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他的代表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贫困人口同样有能力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经验、信息和可利用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贫困的农民虽然经济贫困但是具有效率的。驻村扶贫干部如果能够不断注入现代元素，从增加知识、技能、经验和信息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入手，就能激活贫困村和贫困户内生的发展潜力。

　　完善驻村帮扶，一是应尽快出台顶层设计，在现有《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驻村扶贫制度建设。二是应尽快厘清基础工作，贯彻落实贫困对象动态管理原则，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克服贫困人口识别中存在的“人情观”“家庭观”和“模糊观”现象，将真正的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做到底子清、情况准，真正实现贫困对象识别精准，为驻村扶贫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应尽快完善扶贫开发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手段和监管责任，做到有人监管、有法监管和有序监管。

　　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重农思想”贯穿中国历朝历代，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在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背景下的安邦之策。但是，历朝历代重农思想的核心就在于重业而不重人，农民反而成为被剥夺最重的对象。这种重业不重人的积弊直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才算真正结束。今天我们要加长农业现代化这条“短腿”，关键就在于重业更要重人，重业必先重人。没有经营主体农民的现代化，农业就不可能现代化起来，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再一流的理念、管理，没有现代化的承接主体进行操作，都毫无价值。

　　“新下乡运动”中的十大群体，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将成为扎根农村的新一代职业化农民，如部分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大学生、部分大学生村官、部分海归华人华侨等。二是只做一个时期的停留，主要是为三农搞服务，如“三支”人员、驻村扶贫干部、部分大学生村官等。三是到农村生活，如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离退休人员、新三届大中专毕业生、部分华人华侨。不论哪类群体，他们都承载着推进三农发展的各类资源。农业需要现代化职业农民，首先需要在农村培育产生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氛围和土壤，各类为农服务人才的开发利用便首当其冲。

　　“新下乡运动”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资源大输送，各类人才集聚农村，各方力量发力农业，各种方式致富农民，其规模之浩大，涵盖之广泛，行动之自觉，史无前例，世无先例。可以预言，它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再造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开发利用好这笔宝贵财富，应是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