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樊纲 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9部。樊纲1982年由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年起兼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和2008年，樊纲连续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一带一路”融资可以考虑长期公债

　　基础设施建设是长期的投资，其资金支持应该也是长期稳定的。因此不能依靠简单的贷款，还应该考虑长期公债

　　要满足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不能依靠简单的贷款，也应该考虑长期的公共债券的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发展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是长期的投资，这则涉及资金的支持问题，但长期以来资金融通主要依靠各类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要满足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不能依靠简单的贷款，也应该考虑长期的公共债券的方式。
 

　　“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应该是长期的公共债券，而不是简单的贷款。贷款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本质应该是长期的融资。”樊纲在9月15日举行的“2017金融街论坛”上表示。
 

　　“长期国债”一般是指期限在10年及以上的国债。从期限结构方面来看，中国的国债仍然以中短期国债为主，长期特别是20年以上的超长周期国债比重较低。
 

　　樊纲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是“向未来借钱”，金融债最长只有十年，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因此，一方面，需要考虑用公共债券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而不是简单依靠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长期国债，特别是可以发行一些人民币的长期国债。
 

　　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在上述场合表示认可樊纲的观点。她进一步指出，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等各种融资方式来支持“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提供增信、担保，降低项目风险，而且能够更广泛的吸引国际机构、私人资本、境内外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经济改革的成长期，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这些国家既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短平快的商业性融资支持，但更加需要大量的投资期限较长、资金数额较大、短期经济效益不高但是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效益显著的基础设施类项目的投融资支持。”金琦表示。
 

　　她指出，要动员和规划好不同性质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资金的比较优势，满足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具体而言，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三者之间，在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和平衡方面各有侧重，资金成本和收益目标也有所不同，因此这三种金融支持方式应该各取所长、优势互补。
 

　　然而尽管有政府支持的资金支持，金融风险问题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一定是所有项目都能建好；建好以后能不能很好地管理；能不能在未来真正获得收益？”樊纲认为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以中国在非洲援建的第一条铁路坦赞铁路为例。坦赞铁路建好后，运力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发，因为没有生产支持。于是就在附近建设园区发展工业，然而建好了园区还需要跟上相应的管理、生产、招商技术，配合政府规划和引资等。
 

　　“现在我们到了认真思考如何搞好‘一带一路’项目、如何使‘一带一路’项目未来长期有收益（的时候了）。这样，投资才能有回报，而这个回报不是某个项目的回报，是整个经济能发展带来的回报。这也是我们的目的。”樊纲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