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男，1958年1月23日生于北京市，满族；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9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人事部回国留学人员资助项目――"关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研究"，率先提出"华元构想"。1999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主任应急项目――"关于通货紧缩课题的研究"，出版《中国：通货紧缩问题研究》(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2000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中外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养老保险发展战略"，出版《养老保险与金融市场――中国养老保险发展战略研究》(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2001年，作为项目协调人，组织协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研究课题――"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的政策建议，并负责编辑出版《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副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2002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财政部国际司委托研究项目――"发展中国家在动员国内资源方面的潜力与局限"，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世界筹资大会"提供内部研究报告《在动员国内资源问题上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态度与主张》。2002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中国保监会委托研究项目――"十五期间影响我国保险市场的因素分析"，提交报告《十五期间影响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若干因素分析》。2003年，作为中方负责人，负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与日本财务省综合财务政策研究所有关地方债务问题的共同研究项目。
 

　　9月23日，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在河北保定野三坡举行，吴敬琏、黄孟复、刘世锦、蔡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等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将齐聚一堂，共商经济改革大计，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也为本次论坛特发来贺信。
 

　　魏加宁简介：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研究领域：宏观经济、金融、危机管理。
 

　　刚才俞教授谈到历史到底是精英创造历史还是平民创造历史，历史既不是英雄创造，也不是群众创造，是知识分子写的。所以领导不跟知识分子搞好关系，他在历史上就不会有好名声。
 

　　再一点他们谈到了民粹，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提到，民粹如何和民主作区分，我发现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经常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甚至有人写文章说，中国的文革是中国式的民主，我觉得是完全错误的概念。民主和民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想至少有三点区别。
 

　　第一点民主是公平正义，民粹是迎合某一个特定阶层，通常是社会底层。只要是他说的话不管对错都要去迎合他，这就是第一点区别。
 

　　第二点民主是法内自由，民粹是法外自由。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占领华尔街，这是民粹的。
 

　　第三民主是维护公权，民粹是侵犯私权。比如几个红卫兵往在这商量就可以把别人的家抄了，这显然是侵犯私权。所以民主和民粹至少有这么三点区别。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民主的管道越狭窄，民粹越泛滥。特朗普为什么能上来，美国的传统媒体被精英阶层乱了，结果特朗普靠着网络媒体直接与社会底层沟通，所以民主的管道越狭窄，民粹越泛滥。有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不断的增加民主的管道比重从而减少民粹的比重，否则很多人一说民粹不好，把民主也抛弃了。所以这是有必要在这种场合讨论这种问题中必须澄清的一点。
 

　　还有一点专家提到了，收入差距拉大，这些年收入差距大，为什么老百姓不满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差距大。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改革走到了中间，走到了半道上，我们现在的体制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了，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一半计划、一半市场，这种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半市场可以变现，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使得腐败出现，所以不公正的收入增加。现在遇到了问题怎么办？怀念过去，有的甚至说经济时期没有腐败。我想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遇到了收入差距拉大，遇到了腐败问题怎么办，不是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还是要向前走。市场化改革，相应的民主监督要跟上，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在演讲之前，我对前面做一个点名，也算是个人的一点意见。
 

　　回到防范金融风险，我说了一个很绕口的题目，因防范风险而引发的风险。我做三点声明，几天我讲的都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本人是学者，完全与政治无关。第三媒体要报告，要让我看一下。在座的各位听听就行了，对大家有启发就很满意了。
 

　　第一点是非常正确的，1995年我们写了一个防范金融风险的报告，防范金融危机的报告，都是在那方面提出来的。2015年我们又写了一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出了一本书，我当时做了这么一个课题，我们当时用了一个举证的方式，把各种风险列出来，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个成功概率，然后我们把它在这个表上影响的程度。我们后来很高兴的看到今年的会议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了重中之重。我们也提出来最大的金融风险是什么？就是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复制、自我膨胀，金融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就会早晚形成金融泡沫了，泡沫破灭之时就是爆炸之时。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一个新的问题，会不会出现同步震荡，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银行已经或将要不得不收紧供给，比如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每年的缩表资金可能往外跑，逼得银行不得不收紧贷款，实际上贷款利率已经在往上走。商会这边纷纷加大力度，今天上午有专家说金融机构的利润很多，但是营改增以后，别的很多行业在减税，但是金融机构是在增税，然后再加上其它的因素，所以货币乘数也是在收缩。那么在双重压力下抽贷，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企业融资更困难了，这是一个现象。
 

　　当初银监会成立这个事情，跟我有很大的关系。两个会长也知道，当年我们提出来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要适度分离，为什么？我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如果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放在一个部门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经济形势不好，要刺激的时候，我银行监管也放松了。经济形势过热了，或者金融风险太大了，我就开始收缩，收缩的时候货币政策也收了，银行监管也收了，这就影响的是基础。金融监管密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货币，两个变量同时在动，调控就很难准确到位，往往就会超调，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是不是要分离这个事情。
 

　　再说一个不成文的理由，从人的性格上来讲，搞银行监管的人必须是铁面无私的人，违法的事什么时候都不能做，但是搞货币政策的人必须非常灵活，上个月把金融利率调上去了，下个月要赶快调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搞监管很坚决，但是到了1996年的时候有专家就提醒他了，货币政策是不是要放松了，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朱镕基总理坚持认为已经实现了软着陆，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通货紧缩，我想跟货币反应过慢有关系，所以把两个职能分开，就可以避免同步震荡。
 

　　应该是监管力度相对稳定的，不管是好是坏，你不能做的事就是不能做，不能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货币政策应该非常灵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一个就是央行必须有独立性，要排除政策干扰。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当时他带着我们去座谈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要实现央行的独立性，不仅央行要有独立性，监管也要有独立性。我们就想央行都做不到，监管部门是政府的部门怎么能有独立性。后来我就体会到了，这个非常重要。你看经济过热的时候怎么办，说是局部过热，下令停止贷款，这个官司打到了国务院。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监管部门就摧贷，所以监管必须有独立性，否则就会出现，当最高领导意识不到的时候，很可能监管就会不作为。当领导意识到金融风险的严重性，一旦意识到的以后各个部门起步就晚了，然后一刀切，还有一步到位，这些就很可能导致同步震荡出现超调。
 

　　金融风险的一件事还好办一点，我今天不得不说一下，比如说税收，加强税收监管对不对？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实际上是增速在放缓。另外一方面的民生支出，财政的支出，而且是刚性的，将来中国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也做了一项研究。作为财政部门来讲，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增加税收，所以增收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事实上一方面我们这些年尽管一直在说减税减税减税，但是去企业调研会发现，减税谁是受益者，是大企业，国有企业，利用营改增，因为真正的小微企业享受不到营改增的好处，小微民营企业实际上税负是在增加的。尽管这些年名义是在下降，实际增收力度是在加强，所以企业的真实感受是税务是增加的，明降暗升，这是一件事。
 

　　第三环保对不对，完全正确。2008年就写过绿色金融的文章，作为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现在又在研究产业政策，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环保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准确。但是是不是要突然一夜之间来个齐步走，来个一刀切，然后要一步到位，这是我担心的。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微信上有很多牢骚都可以看到，有几个企业因为环保已经开始停产。
 

　　再一个环境建设对不对，我认为也是非常正确，绝对正确，若干年前我就听外国专家讲，你们中国面临的不是农村城市化的问题，还是城市农村化的问题，大量的城中村，很早人家就说这个事情，我跟有关部门也提议，这些意见你们为什么不反应上去，现在终于看到动作了，开始在做了。做的时候又是一刀切，各大城市为了追求稳定建设，有的为了去库存，一刀切、齐步走，驱赶低端人口，各种事情全出来了，过去是政府鼓励的个体户，做个小买卖，现在都拆掉了。拆掉以后的结果，一方面这些人上哪，吃什么，另一方面城里人也不方便了，极端人口赶走了之后城里人也不方便了。甚至前不久我们陪外国专家到什刹海的一个地方去，觉得很奇怪，，叫服务员半天上不来，最后说我们这一层就两个人，说为什么不招工啊，现在经济不好应该招工很容易啊。北京想招服务员都招不上来，把低端人口都清理了，你将来怎么办。
 

　　在反腐败我认为也非常正确。改革不跟上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你选择性的反腐，就会造成不公，有的人服气，有的人不服气，如果全面铺开就打击面太大。所以我想到反腐败也是要有一些切割，也提过这方面的建议，改革你要跟上，不然反腐败，今天反完了过两天新的腐败就出来了。
 

　　最重要的是，防风险对不对，完全正确，都是非常对的，但是问题来了，上述措施如果齐步走的话，对经济实际都是向下的压力，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所产生的共振效应就会形成向下的合力。经济学讲理性人，我认为非常正确，因为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刻都是理性的，或者有时候不理性，但是多数时间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学讲的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一个组织的所有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的最大化或者每个部门的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个组织会出问题。所以我说所有部门、所有地区，如果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结果很可能是经济向下的压力大过向上的动力。这样的话就可能诱发一些新的风险。
 

　　所以我说新的风险就有可能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更严重的危机，而且中国经济一旦熄火，再想重新启动，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方面，把协力作为一个增长里立的话，本来是15的增长速度，如果到了这个拐点的话，会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经济这个东西一旦到了这个地面的时候，你再花多大的财政，恐怕都很难挽回人们的信心。
  

　　所以我今天问题提出来了，如何来解决，我想提这么几点看法，如何防止同步震荡导致的风险，要回到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要加快改革重视体制制衡。
 

　　一方面，中央银行要独立性，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要有独立性，排除政治干扰，时刻保持力度，不能大起大落、更不能搞运动式的监管风暴，风暴过后又全面放松，不能再这样干了。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我赞成监管，不是这概念。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时时刻刻都把监管放在第一位，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
 

　　我再讲一个小的话题，涉及我们现在的金融风险，一个很大的风险是，有人说中国经济下行，有人说经济增长速度下来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说这里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你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投资的效率下降，而投资的效率下降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配置大量的配置给了国有企业。无论是宏观效益和微观的经济效益，国有企业都远远不如民营企业，只有一个指标，民营企业不如国有企业，就是人均工资。国有企业效率低还把大量的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所以你一定是下降的。所以如果要改革的话，我觉得还是能上来一些的，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我就说这些，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