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沙健孙，1959-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兼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党史党建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正确对待西方思想理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正确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无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去年8月21日，李长春同志在全国纪念邓小平100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 “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袭”（新华社2004年8月24日电）。显然，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两种教条主义都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对于前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已有许多文章作过很好的分析，因而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反对后一种教条主义即西式教条主义的问题。

一

　　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同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相对立的。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诚然，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批判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过，有一个根本的事实是不能忽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从本质上说，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照搬照抄。

　　以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为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教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即曾对西方经济学及其作用进行过具体分析，着重阐明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第二，“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搬套西方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内容’的取舍，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涉及技术问题”。“根本的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以符合国情为主”。他特别提醒人们,“不应该忽略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这区别就不只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概念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有不相契合的地方，而是在若干基本前提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枘凿”。所以，“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陈岱孙先生的这些深刻的分析对于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思想理论，富于启发性。

二

　　邓小平同志是对外开放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他又是全盘西化论抑或西式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第44页）我们之所以不能容忍西式教条主义，是因为它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无条件地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而不赞成社会主义；第二，它提倡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而不赞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做，那中国就既不会有社会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一句话，就根本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西式教条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第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会去占领。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就会被边缘化，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第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误导我国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西式教条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认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如果轻信这种说教，改革就不会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而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以资本主义来改造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大倒退。第三，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我们要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那些主张西式教条主义的人们假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那一套。如果听任这种关于西方民主的说教自由泛滥，中国就会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而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就都无从谈起了。第四，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将把年轻一代引入歧途。历史的经验表明，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西方敌对势力是把促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年轻一代身上的。他们正不遗余力地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很明显，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蔓延滋长，听任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充斥我们的讲坛、书刊乃至宣传媒体，听任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由于受西式教条主义者的挤压而被边缘化，我们的年轻一代又怎么可能顺利地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我们又依靠什么来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罪恶图谋呢？为了使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图谋彻底破产，我们必须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年轻一代，必须在青年中造就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西式教条主义，看作是争夺年轻一代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给予高度的重视。

三

　　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甚至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这种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的背景。由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特别是由于先行利用了科学技术革命提供的成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由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地上开始建立起来的，它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消除；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的传媒及其他一切可能利用的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些人受到迷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产生迷信和盲目崇拜，即产生西式教条主义的倾向，是不奇怪的。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这里是不是会有人受到这种西式教条主义即西化思潮的影响。这种人总是会有的，如果我们具有足够的警觉性，并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这种现象就可以受到遏制，而不致造成致命的危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此缺少必要的警觉，容许这种西式教条主义的思想自由泛滥，听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以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西式教条主义的思想俘虏，那么，事情就确实极其严重而且十分危险了。一些人受到西式教条主义的蒙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化大力气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调查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为只要抄袭西方国家学者的著作及其政要们的言论和词句，就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以为只要把几本外国书抄成一本中国书，就算做成了大学问，就算是思想解放并具有了改革的精神。这种想法，正如当年毛泽东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表现了“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帮助他们从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脚走路。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邓小平反复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毫无疑问，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应当学习运用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要解决中国在前进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教训，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创造。即使就学习外国来说，我们也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自身的需要作出选择并进行必要的加工制作，才有可能真正收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