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陈占安，男，1946年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班导师，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全国高校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企业文化建设协会常务理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和《高校党建和思想教育》等杂志编委。

关于“一个命题的首倡者”的一点看法

　黄少群、匡胜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张闻天最早提出来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时任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从1936年起逐步提出，到1938年得到全党（党中央）的共识，而最后确定为全党的行动原则的。毛泽东同志是接受并赞同张闻天的提法，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使用这一命题的，并进一步对之作了科学的和更深刻的解说。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与作者商榷如下。

　　张闻天提到的“要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不是一回事。《张闻天年谱》上卷第523页有介绍：（1937年）11月14日在延安陕公大礼堂举行的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报告。报告肯定了过去文化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过去“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中存在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公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和把文化团体当成“第二党”的错误倾向。报告还评价了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指出这些通俗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贡献自然不少；可是具体的程度还不够，而且犯了“差不多”的毛病。报告指出今天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

　　经查：张闻天1937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只在《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4日（好像应该是11月26日）出的《特区文艺》专刊上登的徐行白写的会议报道《特区“文协”成立大会记》中提到。我认为，张闻天在这个报告中讲的“这些通俗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句话，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不能等同的。

　　第一，它是一句话，还不是一个简明的命题；第二，它指的是“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还没有上升到党的指导理论的高度；第三，这里讲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通俗化、大众化，与毛泽东1938年10月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在一个层面上。经查，张闻天在《解放》周刊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提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也没有论述过这个思想。

　　如果说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那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最早当属李大钊。如果从“中国化”这个概念来说，那也是很早之前的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6年1月《自然界》创刊号上登的发刊词（《发刊旨趣》）就有“科学的中国化”、“佛教的中国化”等提法。陈唯实1936年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提过：“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用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闻天等同志当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特别是命题提出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毛泽东正是在吸收了很多人的正确思想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提炼，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并且对这个命题的含义进行了初步的科学阐述。真正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当属毛泽东1938年10月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论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这是一个文字最简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就全党范围讲的，而不是就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讲的。第三，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一般的文化工作或理论工作。第四，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含义大于大众化、通俗化，它主要指的是“具体化”、“民族化”。

　　张闻天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1938年10月15日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9页）这是在《论新阶段》发表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