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厉以宁教授，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现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 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赋予新的内容，并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发展的科学，它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正是由于革命和建设是不断前进的，如果事事都要求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或结论，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当前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学在指导改革和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社会经济前进的方向，更需要深入实际，探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才能发现新问题，了解新问题出现的原因，才能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新的对策。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比如说，自从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要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价值缺乏客观存在的基础，价值概念具有神秘的性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只能观察到价格，而不可能观察到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舍弃价值概念，只保留价格这一范畴呢？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他们的观点，他们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由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所构成，但物化劳动消耗的部分，如工具的消耗和原材料的消耗，却是另一工业部门的产品，都是用价格来计算的，所以，“价值转化为价格”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循环推理而已。即使是活劳动部分也同样如此，因为活劳动消费以工资来计算，工资是以价格表现而不是以价值反映。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价值论”无非是循环推理，说明不了价值的形成。

　　依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价值论”应当全盘舍弃，于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不能成立了。这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观点。要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基石，我们必须坚持这一论点。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否定，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否定。要知道，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价值是客观存在，它体现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商品交换，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时，商品所凝结的人类劳动才能表现为价值。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它的基础就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因而根本不存在所谓“价格来自价值，价值又来自价格”之类的“循环推理”。

　　劳动价值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价格改革。商品价格的基础就是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的研究决不是已达到终点。其实，实际工作中还需要有对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探索。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影子价格”概念。一些国家的经济学界对“影子价格”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如“影子价格”就是“市场均衡价格”、“影子价格”就是“机会成本下的价格”、“影子价格”就是“资源配置价格”，等等。这些解释都是有待深入讨论的，因为这涉及资产重组和资源重新配置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的产业价格和结构性改革可能有参考价值。可惜国内经济学界在这方面的讨论还远远不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最流行的经济学术语被经济学界认为就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创新”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张培刚教授就是创新理论研究和推广的最早的国内经济学家之一。关于创新，尽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较少涉及，因为在《资本论》的写作年代，工业化在西欧国家和美国刚开始不久，创新概念的广泛采用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疏忽“创新”思想的传播。马克思本人较少涉及的领域，同样是我们应当关注的课题。

　　比如说，1978年安徽、四川等省所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推行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的试验。中国要解决农业生产率低、农村社会不安定和农民集体贫困的难题，只有体制创新，才能使农村改变面貌。而家庭承包制推行后，粮食增产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原因就在于体制创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一重大的改革成果，中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改革成就。

　　再比如，接着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劳动力富裕的新情况。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兴起了乡镇企业热潮；农民的自筹资金、自建厂房、自购设备、自聘技师技工，自谋商品销路，这又是体制上的重大创新，即在社会主义计划一统的市场以外，自发地兴起了一个以乡镇企业商品为主的计划外市场，中国的大一统的计划产品市场从此被打破了。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推广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从而才能有这样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在临近香港的深圳市、临近澳门的珠海市，以及沿海的其他若干城市，或者同深圳、珠海一样建立了经济特区，或者改为沿海开放城市。这样，市场经济模式扩广了，产值大大上升。深圳成长之快，使海外投资者大为惊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果实。经过实践的检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城市“姓社”而“不姓资”。邓小平同志在考察广东时两次重要讲话，使沿海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农村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平静下去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的指导，谁还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威力呢？

　　参与改革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家，包括这些年来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全都为改革的推进和国家的富强而兴高采烈，都在为自己能参与中国梦的实现而自豪。我们都亲历了这一过程，我们都为此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我们都从中学习到许多从书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我们也都深刻懂得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仍在继续。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总会不停地走上新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这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共识。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今天，一定要懂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新常态就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要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高速增长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这是因为，只顾经济增长的速度，只顾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只重数量而忘掉质量，只可能带来低效率、低质量、高产能过剩和高消耗。在新常态之下，中高速增长才是正道，结构调整才能带来新的前景。

　　因此，靠供给侧发力，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使中国实现中高速增长，而中高速增长又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不可分开。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从工业化阶段逐步转向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应该把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列为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重结构调整，重效率，重效益。这样，既可继续完成工业化，又可以使信息化加速推广。这一发展方式的转换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强国、创新强国、信息化强国。

　　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指导着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从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我们还深刻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发挥出来。经济学不仅研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涌现和物质生产的增长，而且它始终关注着人们觉悟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上升。这也是经济学的使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在《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学的使命”。我在该书中写道：“经济学是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它将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一种体制、一项政策，它将使人们明确经济学中的是非，估量经济活动中的得失。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它将告诉人们，如何制定发展目标以及如何把实践目标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建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及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学的这些使命是其他的任何学科所代替不了的。”

　　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本身至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要使这一理论体系成熟、完善，肯定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任务，而且也不是依靠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我们每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都将继续领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意，在参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实践和发展实践的过程中，为此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