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郑新立，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曾在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抓住重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转换，以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提高供给质量，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聚焦农村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当前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我国农村尚有6亿多人口，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国际经验表明，凡是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无不基本消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释放农村市场巨大的需求潜力。因此，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率先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那样，是再次聚焦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继续推动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建立城乡一体化新制度，引导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流向农村。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为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两个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城市的生产要素基本市场化了，而农村的生产要素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由此在城乡市场之间形成虹吸效应，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却流不进农村；城市的资本严重过剩，农村的资本极度短缺。所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要素的市场体系，实现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村土地以商品属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认真落实这些改革部署，让土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让农民凭借对土地的用益物权获得财产性收入，就能为土地使用权流转、劳动力流动、农民工市民化等提供体制条件。农民工退出的宅基地可用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和耕地，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农民工在城镇买房，举家转为城镇户籍；农民承包地经营权有偿转让有利于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使出让者获得租金收入；结合宅基地整理进行村镇建设，可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状况，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使农村和城市一样美丽、宜居。在“十三五”期间，如果能以农村“三块地”的用益物权为抵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投入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发展差距大的状况必将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有可靠保证。

　　发展特色小镇是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特色小镇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有利于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使城市文明迅速扩展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近，习近平同志就发展特色小镇两次作出重要批示。推进美丽、特色小镇建设，应落细落实这些重要批示精神，鼓励大城市的企事业单位搬出地价昂贵、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的市区，到周边的小城镇落户，打造优越环境，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聚焦投资体制改革，扩大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在供给结构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已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但环境、交通、市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信息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特别是怎样能够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体制不合理，缺乏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

　　过去，公共产品主要靠财政投资，财力不足限制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提高。改革投资体制，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即PPP模式，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对公益性或半公益性项目的投入和收益进行精细测算，并给予一定的政策补偿，使投资这些项目的企业有合理回报。在选择投资企业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通过招标确定项目投资企业。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不是缺乏资金，也不是没有技术和施工能力，关键在政府要有所作为，而且需要规划、财政、金融部门密切配合。在项目实施中，政府和企业都要信守合同，确保工程质量，政府承诺给予企业的政策和补助要及时兑现。

　　2016年，货币发行出现了M2增速远远低于M1增速的新情况：到12月末，狭义货币（M1）增速为21.4%，广义货币（M2）增速仅为11.3%，两者相差10.1个百分点。原因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拿到银行贷款后又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扩大实施PPP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对银行贷款的引导作用，改变M2增速连续6年下降的状况，推动公共产品投资增长。针对治理雾霾这一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应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由政府制定排放和收费标准，并严格监督执行，形成吸引企业和社会资金投资于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真正把环保产业打造成一大支柱产业。

　　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供给

　　技术和人才是供给结构中最短缺的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落实创新发展理念、鼓励技术创新，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现产业升级，逐步由现在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在国际分工中由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跨越。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很不平衡。从地区来看，有的城市已形成鼓励创新的机制和社会环境，研发成果开始成批涌现，如深圳市每年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占全国申请量的46.9%，创新已经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而许多创新资源优于深圳的城市，在技术创新成果上远远落后于深圳，说明这些城市的创新潜力尚未发挥出来。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经验，主要是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培养了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鼓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不拘一格的人才战略、面向全球的开放意识、一视同仁的扶持政策。各地应学习推广深圳的经验，抓紧建立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提高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加快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

　　企业是研发投入和提供创新成果的主体。目前，我国已有一批创新型企业，其每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跻身世界前列，如华为公司2015年研发投入达596亿元，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几年居世界前三位。在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我国已有5家企业跻身前10名。但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2%，不少企业尚没有研发活动和技术专利。国家对技术创新的鼓励政策，企业利用得还不够充分。国有企业集中了大批优秀人才，创新的潜力亟待发挥。应抓紧建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

　　大学不仅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且要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大学完成这两项主要任务，首先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老师、有好的教育体制。为创办高水平、创新型大学，首先应建立大学之间和学校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大学办学质量的第三方评估制度和教师的聘任制，鼓励社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其次应以优厚待遇从全球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师资，可先在少数学校试行，根据实际效果再逐步推广。第三，应建立大学与风险投资的对接机制。完善从天使投资到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投资体系，实施创新全过程的跟踪服务。鼓励大学教师、大学生创造专利等科技成果，并以自己的成果创办高新技术公司。第四，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都应从填鸭式、应试型教育转变为启发式、创新型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应加强职业教育，重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赋予大学在学科选择、教师选拔、教学内容、培养方法等方面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