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刘树成，196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多次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工作。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巩固和发展经济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重视跟踪分析和把握发展形势的新变化。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重下滑以及2009年政策刺激下的“V形”反转之后，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又出现了连续10个季度的下滑趋势。就在人们为此而担心时，从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结束了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还面临经营困难，经济形势可谓是“乍暖还寒”。当前，应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努力实现稳中求进、扎实开局。为此，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我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升

　　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有很多，这里主要讨论与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有关的问题。要判断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升，就要搞清楚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还是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抑或是两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如果是两种因素都在起作用，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因素的作用更强、更重要？

　　趋势性因素，是指决定经济运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基本走向的各种因素，诸如要素投入因素、资源禀赋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体制机制因素等。周期性因素，是指影响经济运行短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使其向上扩张的因素和使其向下收缩的因素。向上扩张因素和向下收缩因素形成的两种力量此起彼伏、此长彼消，各自积蓄到一定程度而交替起作用，形成经济的短期波动。第二大类是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政策因素。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直接受到经济短期波动态势的影响，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点。

　　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趋势性因素决定经济波动的中轴线位势，周期性因素影响经济波动的上下幅度。分析经济走势，关键在于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作用特点及政策含义，否则，就会产生两种误导：一种是，只看到周期性因素的作用，而忽视趋势性因素的作用，以为像过去那样，简单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使经济增速迅速回升。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当前国内外大环境下，特别是在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移的大背景下，即使采取强刺激政策，经济增速的大起也不可持续，有可能重回过去的粗放型、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另一种是，只看到趋势性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以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速只会一年一年滑下去，把短期波动中低谷期的较低经济增长率误认为是长期趋势线，该回升的时候不敢回升，以至贻误来之不易的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

　　因此，一方面，应重视趋势性因素的作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长效的体制机制建设，把握好经济增速，使之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地偏离中轴线；另一方面，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刚刚呈现企稳回升态势，还有一定的回升空间，不需要采取力度过大的刺激政策，而应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中适时微调、预调。今后5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应把握好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的上限：一是不引起经济过热，GDP增长率最高不要超过10%；二是不引起明显的物价上涨，物价上涨率不要超过4%。

　　我国经济增速要不要回升

　　要回答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要不要回升的问题，就需要明确，不仅经济增速过高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增速偏低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因为经济增速偏低会使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经济增速偏低，企业难以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企业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微观主体。转方式、调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需要投资支持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减排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资。在经济增速偏低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增速下降或亏损，市场上悲观预期弥漫，企业就没有信心和能力去转方式、调结构。人们常说，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使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际上，“倒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凸显出来的，而“倒逼机制”的实现则是在经济上行阶段。因为在宏观经济回升的大环境中，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企业利润增速提高，生产资料价格尚处于低位，信贷条件相对宽松，市场信心恢复，这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转方式、调结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以上低于8%，工业企业就会出现利润大幅下降或亏损的困难局面，企业就难以推进转方式、调结构。

　　经济增速偏低，企业效益下滑，必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2012年，随着经济增速低位运行，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如果财政收入增速持续大幅下降，那么，需要财政支持的转方式、调结构，需要财政支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财政支持的有关改革措施的推进等，都会遇到困难。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而财政支出刚性很强，财政收支矛盾就会突出。

　　因此，我们必须摆脱经济持续偏低增长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经出现的经济适度回升的态势，为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我国经济增速怎样回升

　　要回答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怎样适度回升的问题，首先应认识到，在本轮经济回升时，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理念发生过3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1958年提出“多快好省”，第二次是1992年提出“又快又好”，第三次是2006年提出“又好又快”。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背景的变化，但都包含一个“快”字。而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下，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里没有强调“快”，而是突出了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所以，本轮经济回升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增速搞上去，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回升，实现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相结合的回升。

　　在本轮经济回升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还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城镇化。首先，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这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其次，我国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还跟不上，城市病却有显现。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为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同时，城镇化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城镇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推进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