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李捷，求是杂志社社长。1955年2月生，山东平阴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2月至1983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历史系学习。1983年3月至1983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历史系教员。1983年9月至1986年8月，中央党校理论部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8月至1987年4月，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员。1987年4月起先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研究人员、毛泽东研究组生平小组副小组长、第一编研部毛泽东研究二处副处长、第一编研部主任助理、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一编研部主任。2004年10月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2012年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2014年4月，任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重读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人们进入20世纪门槛之时，一件对日后世界人类历史具有跨世纪影响的重大事件，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金融垄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人们进入21世纪门槛之时，一件对日后世界人类历史具有跨世纪影响的重大事件，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为标志，广大新兴国家开始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两件延续了上百年发展的大事，既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大的时代，发生在同一个大时代的不同阶段。而这些历史性的变化，都在列宁写于100年前的不朽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科学分析与科学预言之中得以体现。

　　1.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根据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勾画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其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其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0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同上书，第650页）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其三，由垄断产生金融资本。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同上书，第629页）也就是说，金融资本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垄断局面。其四，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生产资本）相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这一特征，在金融资本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其五，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过剩资本”，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同上书，第626页）其六，通过资本输出，“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的瓜分”。（同上书，第631页）“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上书，第651页）

　　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运动着。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依然如此。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为度过危机而实行的每次改革都是沿着打破垄断的方向进行，但是，这一趋势（即从反垄断走向更高层次的垄断）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统治者们为使自己的统治更长久，不能不限制甚至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固有逻辑，却是要打破这种限制，而从根本上来说，也就在自我膨胀中走向自我灭亡。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这种规律作用下，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灭亡的规律，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发展灭亡的规律，无论在实际生活中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来实现，但它是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出现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的又一种选择。这也是资本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所使然。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资本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分为国内、海外两个方面。

　　在国内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言了随着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矛盾的发展，亦即资本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的展开，资本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会越来越加剧，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至今，还没有成为现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在按照内部固有规律运动着，还没有走到这个社会再也不可能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尽头。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与此同时，在海外方面，资本的输出和海外扩张，却唤醒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促使这些国家在谋求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同时，努力探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这种探求，曲折地但又是必然地最终趋向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把其他国家变为资本输出、资源控制、市场专属的领地的同时，也把现代化的理念、行为方式、管理手段，以及现代教育输入这些国家。这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在人才和观念上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在这些国家引发了现代民族精神，即对独立自主地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渴望和追求。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探求中，走了非常不同的道路。但是，经过上百年几轮的反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走西方发达国家为它们设计的道路，无论是当年英联邦模式也好，还是当今的“华盛顿共识”也罢，都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只能无休止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私有化怪圈”“选举政治乱象”之中。在这之外，还有什么现实的选择呢？

　　当年，战后很多新独立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曾经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榜样。但由于自身主观原因以及客观原因，这些努力没有能够成功。但这并不证明有什么“历史的终结”，反倒促使我们进一步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课题。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提供了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时，没有完全隔断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联系，而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共同发展”，强调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方面的人力资本；在政治制度上，强调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发挥依法治国的作用，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例如，在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共同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国有企业的关键作用，始终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化主张。在强调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统一，始终坚持不能弱化政府在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始终强调在国计民生重要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不能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始终反对形形色色的所谓“市场化”主张。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始终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始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始终反对照搬西式民主和所谓“宪政民主”。在此基础上，我们党还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等等。

　　以上这些，不仅使古老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提供了又一种现实选择，即通过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摆脱压迫、摆脱贫困，步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一篇伟大著作的影响力，是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因此，一部不朽著作的真理性，也是要以百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我们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伟大著作。这一结论，并不取决于其中的某些具体论断在当今是否有了改变，而取决于它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客观发展规律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