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李忠杰，男，江苏人。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委党的建设专家顾问组成员；一些高校、党校的兼职教授，一些刊物的顾问、编委等。2003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负责党史科研管理、党史事件和人物纪念、全国地方党史业务指导等工作。参与组织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组织领导了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工作，组织开展了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党代会会址保护修建等多方面重要工作，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等重要书籍。担任总监制和总撰稿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杨尚昆》获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最高级别奖项特别荣誉奖。

把小平同志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除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邓小平同志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改变了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

　　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为深刻缅怀这位时代伟人，我们拜访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6月12日上午，我们如约来到李忠杰同志办公室，他背后的整面“书墙”和面前满桌的资料，让我们初识了学者的风范。在1个半小时的交流中，他热情坦诚、机敏睿智，让我们领略到思想的力量，特别是在谈到小平同志与改革时，他眼中透射出了深邃、真挚的光芒……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通过缅怀邓小平同志，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记 者：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您认为纪念小平同志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李忠杰：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乃至一定程度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除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改变了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所以，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纪念邓小平同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就是通过缅怀邓小平同志，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正是在小平同志推动之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从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三十多年的历史，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历史。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未来，改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现在有没有一种“改革疲劳症”？我看是有的。“改革疲劳症”有多种原因，也有多种表现。好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特别强调，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展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对此，我们非常拥护，也十分宽慰。我们要通过纪念小平同志等活动，进一步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

　　当前社会生活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认识？怎么解读？它们是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有些事情不好说跟改革开放没有一点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说是改革开放搞错了才造成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堵车这件事，谁都有意见。改革开放使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才能去买车。过去谁能想象我能买一辆车，还要有一个停车位？大家都有车了，就容易堵车了。这跟改革开放当然有关系。改革开放带来了成果，也同时带来了问题，需要我们继续通过改革开放把新出现的问题解决好。所以，把这类问题分析准了，就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第二，要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小平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框架，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理论。在这之后，又逐步地发展、丰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新的思想。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引领着我们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道路，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无论是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引领中国不断走向未来。

　　第四，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这个思想，过去有没有？也有。但实实在在地坚持这个，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的整个国际战略也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比较多的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国内、看世界，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对外战略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小平同志提出要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谋取一个更好的环境，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把握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等等。而且还讲到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等，最后落到有所作为上。小平同志这个战略思想，对于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过很大作用。

　　现在，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处于弱势，现在，相对地慢慢转为强势；我们过去的综合国力比较差，现在我们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原来我们说话没人听，或者听的人少，现在呢，我们说话全世界都很关注，甚至我们打个喷嚏，外国人就要琢磨半天：是感冒了，还是生气了？这样一种历史地位的变化，对我们是好事，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怎么更加全面地认识当今世界的形势、态势？怎么处理好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应对国际形势、提出新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怎样更好地既坚持又丰富发展小平同志的和平发展理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需要研究和注意的。外交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方博弈的过程，不仅需要坚强的意志，而且需要理智的头脑，还需要高超的艺术，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安全的同时，赢得人心、赢得朋友。

　　我们要高度警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史证明了，不改革，没出路；但改得不好，也可能照样没出路。

　　记 者：您对社会主义改革史也很有研究，从中国改革的逻辑过程来看，您怎么看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

　　李忠杰：对改革问题，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作过研究，当时还出了一本书——《社会主义改革史》，70多万字，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从1949年到1987年改革的历程全部描绘出来了。在这基础上，还出了一些其他关于改革的书。通过这样的研究，我有些心得，其中之一是提炼了改革的三大规律：第一个叫自觉有序性规律，第二个叫整体性协同规律，第三个叫周期性发展规律。

　　自觉有序性规律，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执政党认识到它的必要性才来推动的，认识不了就不会改革，认识错了也不会改好。但是要改好，还应当有序，要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整体性协同规律，就是现在经常用的词，整体性、协同性。周期性发展规律，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有周期性的。因为改革往往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促成，所以才能发展，形成高潮，但是想要延续是有难度的。当人们的思想及各种条件没有达到那一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出现低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要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等等。对全党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立场和信念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高度警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史证明了，不改革，没出路；但改得不好，也可能照样没出路。苏联、东欧不是因为没改革，而是改革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所以，我最近提出了一个命题：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化水平。比如，所有的改革方案，都应该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不能凭空想象。制定改革措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有些部门制定方案、政策注意协调，但也有的不太注意协调，觉得就是我自身的职能范围，犯不着再去问别人，其实多问一下有好处，沟通一下有好处。把方案、政策制定得更科学、更合理。

　　再如，要处理好上下两个积极性的关系。有些事情要中央点头、中央推动，下面才能来做，不能自行其是。有些事情，下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先试、先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全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把握？要琢磨。地方上有时候吃不准，哪些事该我做？哪些事不该我做？好多人还担心多做了一点，到时候出麻烦，那还不如不做。这就要掌握分寸。上面也要及时给他们一个说法。

　　又如，要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改革，就是对原来定下的一些东西进行修改、调整。原来的东西有的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你要改它，是不是违法？这要作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好多改革的内容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放手去做，然后再根据改革进展立法。但现在情况有很大不同了，法律已经比较健全，你就得尊重法律，怎么改，就要采取新的办法。比如说，来不及修法，但又必须做的，那就通过适当的方式，授权先行先试，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先试。大原则不能动，小事情可以试。然后，再及时根据改革的进程立法或者修法，把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所以说，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要及时做好法律的立、改、废工作，该立的立，该改的改，该废的废，这两者要配合协调好。

　　诸如此类，都是提高改革开放科学化水平要注意的事情。

　　小平同志贴近群众，贴近老百姓。他有一种气场，有一种威严，但他的内心跟老百姓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

　　记 者：请您谈谈小平同志哪些为人处事之道最值得机关干部和广大秘书工作者学习借鉴？

　　李忠杰：这个问题只是有感而发。我跟很多省委秘书长交流过。我有一个见解，作为秘书长，应注意琢磨八个字：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什么意思呢？秘书长首先要把握全局，知道中央精神、主要领导意图、省委全局部署，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和考虑应该做什么。就是说要有大局观念，所以要举重若轻。但秘书长不能光说空话，对于分内的事情，哪怕再小，都要仔细、周密地考虑，把所有的小事都要当成大事来做，办得丝丝入扣，没有一点差错，所以要举轻若重。

　　这两者要统一起来。我的体会是，谋划工作要举重若轻，贯彻落实要举轻若重。谋划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这个部门、这个领域，到底有哪些大事要干？跟中央的整个部署是什么关系？要解决哪些大的根本问题？从大局上看哪些事情是可行的？哪些事情是不可行的？但贯彻落实的时候，就一定要举轻若重。比如筹办一个重要会议，哪个细节都不能出差错，哪怕领导同志到的时间、地点、位置，分分秒秒都要考虑周到。越到后来越要落到细微之处。否则，出了一个细节上的差错，说不定就会前功尽弃。

　　这两句话哪儿来的？应该说，是总结老一辈革命家的经验得来的。毛泽东同志是典型的举重若轻；周恩来同志是典型的举轻若重。周恩来同志当然有战略思维，但他总理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工作风格。小平同志呢，他前期、中期和后期有所差别。前期，有举轻若重也有举重若轻；中期，当总书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秘书长，既要管大事又要管小事，特别要抓落实，这时主要表现为举轻若重；但是到改革开放之后，他就主要表现为举重若轻了。从这里就引出小平同志的领导风格、领导艺术以及他的为人处事之道，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从我的体会来说，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而且刚正不阿。他三起三落，跟这个性格特点有关系。“文化大革命”晚期，毛泽东同志让他起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他就不愿意接受，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要有头脑，才能辨明方向，不犯错误，而且经得起历史检验。秘书工作者主要是服务、服从，但也要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小平同志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创新的状态。过去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小平同志“文革”后复出时已经73岁了，按现在来看也该回家抱孙子去了。他的复出是历史的机缘造成的，需要他出来。出来后，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人，思想还那么活跃，提出了那么多创新的意见，而且很多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可见他的思维充满着活力，充满着青春。这对我们不是一个很大、很好的鞭策吗？我们现在干部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是不是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开拓创新？

　　小平同志贴近群众，贴近老百姓。他有一种气场，有一种威严，但他的内心跟老百姓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比如，1979年他登黄山，当时有一个报道，说复旦大学有几个学生见到了他，跟他交流合影。其实呢，当时我有几个大学同学也见到了小平同志，但没有报道。他们几个那年暑假到黄山去，在半山腰看到了小平同志，想跟他打个招呼。警卫挡着不让过去。后来小平同志就招手，让他们过去。聊了几句之后，我的一个同学就提出，能不能给我们题个字。小平同志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因为没准备，我的同学身上没有纸，后来灵机一动，拿出一张旅游图来，请小平同志签字。小平同志当时挽着裤腿，一只脚踩在石头上，将旅游图垫在腿上，写下了“邓小平”三个字。同学回来以后，拿给我们看，小平同志的字写得真好。就在那种状态下写字，还跟公开发表的字一样刚劲有力。我们现在做秘书工作的同志，可以把自己的字与小平同志的比一比，看看有没有差距、差距有多大。

　　诸如此类，无论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我认为该向小平同志学习的地方很多。

　　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决策，不仅改变了大批青年的命运，更使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步入了正轨，进而改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记 者：小平同志的思想、决策对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李忠杰：应该说，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们年轻的乃至全国人民，都要感谢邓小平同志。我是1977届的大学生，在农村待了10年。扎根农村让我经受了锻炼。现在来说，我也不觉得这10年白过了。1977、1978、1979这几届学生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年全都吃过苦。我在农村，到农忙的时候，凌晨三四点钟就得出来上工，夜里十一二点才下工。当时最想的就是能睡个觉。吃过苦，所以现在干什么都不觉得苦。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你不能连大学都不办，把青年都赶到农村去。所以，小平同志复出后，迅速拍板恢复了高考，我才由此上了大学，然后读了研究生，走上了后来的工作岗位，也由此有了今天。所以说，是小平同志改变了我的人生。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个人命运来看待小平同志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包括高考。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决策，不仅改变了大批青年的命运，更使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步入了正轨，进而改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文革”时期，宣扬“读书无用论”，知识和人才贬值。但恢复高考后，你要发展进步，一般情况下，首先要经过高考这一关。你必须学习，你必须有知识。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科技教育文化的大发展，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和进步。

　　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出版后，我就参加了编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工作，也参与了许多与纪念、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有关的工作，包括一些电视片的摄制，发了很多关于小平同志的文章。扩而大之，组织开展了很多党史方面的重要活动、重要工作。这些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算是为党和国家做了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