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目前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业的顾问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改革》、《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

大都市圈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中国经济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需要寻找长期的增长动力。我一直强调要改变以速度为优先目标，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益。我为经济增长设定了六个目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这些目标达到之后，对应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就是一个合理均衡的增长速度。

　　现在人们在关注经济成果的同时，更加关注未来的生存环境。在过去两三年内，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其他一些大的都市圈在加速成长，城镇化出现分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年轻人集中到几大都市圈，完全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一线核心城市的城市病很严重，一方面有聚集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病的问题又很突出。出路何在？这就要考虑城市结构问题。

　　在发展大都市圈时，应该在核心城市外围发展一大批小城镇，比如形成一批大学城、科研城、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装备制造、军工等小镇，这些小镇有产业支撑，人们的住房可以更宽敞，生活成本可以下降，环境也可以更好一点。小城镇之间有轨道交通连接，如果形成这样的城市网络结构，集聚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提高。

　　未来要形成新型城市网络，同时，基本公共服务要跟上去。这样的话，市中心的人是愿意并有可能出去的。如果能够建设这样的设施网络，基础设施、房地产的投资还会有很大空间。所以说，中国可投资领域还很多，关键还是要开放市场，让更多有效率的投资能够进去。预期未来几年，大都市圈这种网络结构形成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建设，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排在前面、重要的增长来源。

　　如果要形成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结构，土地制度就必须破题。社会各界对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是较高的，大方向都已经清楚了，关键问题是怎样加快落实。

　　城镇化发展要配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能够进入市场，能够流转起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突破，大都市圈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增长潜力等都很难发挥出来。要有更多试点，把更多的探索权利交给地方、农村和农民。改革是一个试错过程，到底什么办法对，应该有足够多的试验，通过试验找出问题，把好的做法提炼出来，然后再去推广。近些年，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如果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够往前推进，使土地供给量增加，就会对城市房价形成一个向下的拉力。下一步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只有把市场放开以后，才能真正地保护农民的利益。

　　大都市圈加快成长带动了资源、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向一线大城市集中，推动了一线城市住房需求的上升。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或者说供地不足，是房价上升的重要因素。

　　对一线城市高房价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限制需求，短期内有点作用，时间长了房价还是稳不住。治本就要从城市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加快解决土地制度等问题。还要反思并调整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理念、战略和政策。只有改革到位，大都市圈才有望成为中速增长期重要的动能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