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目前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业的顾问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改革》、《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

中国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后，先后有数十个经济体步入工业化历史进程，大多数并不大成功，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其间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方式。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缓慢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体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借用大量外债，有的顺应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使高增长难以为继，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典型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更长一段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1千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社会的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发挥作用，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较为相似。近年来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测算，2014年中国人均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万1千国际元，与国际经验显示的增长规律变动大体相符。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在这个时点上，经济增长条件开始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包括劳动力数量下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放缓，要素成本上升，主要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出现，等等。于是，经济增长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

　　从长期增长框架看，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仍会面临诸多困难、风险和挑战，但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目前达到的发展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平稳转型，政策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完全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行列。

中速增长期将以质量追赶为特征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随着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这三项主要需求来源的调整到位，高投资将会“触底”。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了工业品出厂价格近50个月的负增长和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的负增长。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可以预计，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速增长平台。

　　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目前，中国人均GDP约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典型意义上的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加，但大多数活动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吸收，但“标的物”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到“上台阶”。质量追赶与数量追赶相比，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将有很大不同，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会在“老经济”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如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如用机器替代人工；更多的则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和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优化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资源配置水准；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创新必须经历一个试错过程，因而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所以强调市场在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让更多人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创新要素是流动的，那些能够吸引到更多创新要素的地方，才会拥有更多创新成功的机会。所以，大量的创新出现在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所谓营造创新环境，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能够吸引到更多创新要素的体制和政策条件。创新将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

以供给侧改革为质量型追赶创造条件

　　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转型，进入以质量型追赶为特征的中速增长期，既是重大机遇，也将面临未曾有过的挑战。加快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中国经济进入这一新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要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优先推进。

　　第一，切实放宽准入，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近年来改革商事制度，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这些领域，看起来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有活力的新投资进去，可以提高整体效率。这种能够提高行业效率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第二，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要把以往的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三，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由于创新与模仿的实质性差异，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转向遵循创新规律营造创新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这方面政府应当更加“聪明”地发挥作用，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有长远打算；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的聚集和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中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四，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能够提高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滥，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能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第五，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十八大以来提出和贯彻“八项规定”，大力度反对和惩治腐败，成效显然，深得人心，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要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要“开前门”，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结构要求的长效机制。同时，要给地方、基层以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项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地方、基层试验可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这种试验也是一种试错纠错的过程，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