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卢中原，著名经济学家，1969～1976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1976～1978年在大港油田炼油厂当工人。1984－1989年在中央党校政经教研室任教，1986年被聘为讲师。1989～1993年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工作，曾任综合研究室代理主任，1991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93年～2000年11月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历任工交司处长、副司级巡视员，财金司副司长（主持全面工作），工贸司负责人、副司长（主持全面工作）、正司级巡视员。主要从事政策调研，参与起草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等。2000年11月～2002年5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2002年5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国务院2007年12月23日决定，任命卢中原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目前社会兼职: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和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和成果：从事研究工作以来，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多项研究课题，撰写了多份主报告和分报告，并获得专家好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市场发育、竞争政策、收入分配、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目前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发展等。独写、合写及主编专著7本，合译英文专著2本（主要译者），公开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80余篇。在国务院研究室和其他部委内部刊物发表调研报告50余篇。 　
　卢中原：警惕行政化回潮，改革需要容错机制与转型定力

　　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邀请，国家发展论坛是首届，我也是首次参加，而且是首次参观我们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刚才在朗润园转了转，以前来过北大很多次，但是没有专程去过，我非常震撼。我感觉在这个院子里绝对是中国气派，学贯中西之感油然而生。25年前，我和张维迎教授、余永定教授一起在牛津大学学习，当时令我们震撼的是古堡，六七百年前的教堂式学院。今天让我的震撼是中国范儿，我们到这个院子里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感觉完全不同。

什么叫做行政化回潮和平庸化？

　　我讲的题目叫做《警惕行政化回潮和平庸化》，我觉得和我们的主题非常契合。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我们出现了一些行政化回潮，有平庸化、保守化的倾向。刚才韩俊主任谈到了农村领域的改革，令人振奋的就是打破过去国家财政补贴、国家直接干预价格机制的做法。其实这是行政方面的，更多的走向市场化。我非常赞同这个思路，我发言的主题就避开这个。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行政化回潮和平庸化。行政化回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习惯于用行政化的思路推进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难题。第二个是习惯于用行政化的手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习惯用行政性的办法和思路推进科技创新。

　　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发生了很多新的矛盾，第一个是行政化回潮，也可能行政化不是回潮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就没改到位。但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就表现在，比如招商引资，推进一个项目落地，中央提出来PPP，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的省份，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分量很重的地区，非常习惯于用行政性的办法和思路推动这些事情的进展。动不动就设一个行政化的机构，或者内设一个机构，一套行政化的框架推进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政府发挥作用，重视这个事情，比如说PPP模式的推进，政府可能在这里行使更多配置资源的权利。

　　我们所引用的PPP模式恰恰是用社会资本、市场化方面的运作、公共领域的投资、成本收益的核算等等来进行整个投资建设运营。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就是用设置行政化管理架构的办法，赋予行政权力的办法，来推动这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家进去以后就觉得到处都是这种行政性的面孔和氛围，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如果在我们东北那几个省份，当然中西部也有很多这样的地区，可能会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前不久在东北调研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制度性交易成本怎么样降低，我们也感到了这样的问题，非常沉重。

　　当然在这样一些地区也有不少的改革动作，比如说在哈尔滨做了一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用一个公章代替100多个公章，行政管理的效率提升，程序简化，也有不少这样的改革创新之举。但是总体上，那边的氛围是不适应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总趋向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三个字一改，从基础性改为决定性，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接下来是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你看这个顺序，总是要分清谁是前提基础。当然是市场，市场由基础性变成决定性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往往不这样理解，把政府的作用过于强化。当然我觉得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地区，国际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总体上做得不错。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习惯用用行政性的办法推进问题的解决和区域性政策的落实。

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积极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层面是习惯用行政性思路的办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鲜明地体现在去产能、去库存。今年6月份我们的钢煤两个去产能的目标是20%到30%，过去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今年的6月份任务才二三成。到8月份完成了七八成，然后说年底可以达标，现在已经达标了。我们说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错，但是它问题暴露在哪里呢？我们搞宏观经济研究得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让市场在绝缘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今年的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全在涨，那就说明我们供给和需求不衔接了，当然不是总量的，可能是结构性问题很突出。那么你在推动企业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市场释放价格信号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行政命令让产能强行的减少。那企业这时候利润亏损得很厉害，工艺品价格结束了一直的下降，走出来了，结果跟行政性的去产能发生了严重的抵触，这怎么办？这是我们要研究要思索的。你的行政性命令督察完了以后达标了，结果市场价格一上来都恢复生产，加强排放、加强能耗，这样怎么能解决我们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产能总量过剩的问题。所以根本上我们用的行政来推动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怎么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信号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变化协调起来，这个做得很不够。后来主管部门发现以后召集企业家来谈，去产能、结构调整和市场价格稳定，怎么协调。我觉得这就对了，但是我担心这又是一个急救章，当问题突出的时候才召集大家讨论。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今年明年，最近几年是很明确的几项任务，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因此我们在未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非常深入地研究怎么样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企业的主导积极性，来完成这项任务。

建立容错机制，增强转型定力

　　第三个就是习惯用行政性的思路和办法推动科技创新。我觉得客观来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做了很多的改革，尤其是今年国务院下了很多的文件，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等等，前不久力度更大的是取消了科研经费当中的劳务费比例，没有比例。这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不适用。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这种习惯用行政性办法和思路去推进创新仍然很沉重，他以为他规范你了，结果又回到以前了。

　　比如在改革开放先行地区调查，新型科研机构在立机构之初就定的章程，就是在产权上、管理上、运作机制上接受审计方面都是独立的，不能混同于国家的行政性事业单位。结果现在不行了，审计巡视不管你原来的章程有没有用。所以国务院才有文件叫新型科研机构，这是兼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性质。这种情况下直接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项目，面向投资，是非常直接的。动不动就用行政巡视审计，资产兼并重组，不同所有制设备之间的并购，资产处理非常麻烦。

　　我们的中西部很多内部省份改革的力度比我们要大很多，比如说国家取消科研经费劳务费比例上限的时候，好多省份由50%提到70%，国家就不设那个比例限制了。但你说这个地区改革的想法是从5%调到50%，不行，不符合国家财政。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鼓励创新一定要打破行政化、平庸化、保守化。否则你怎么鼓励创新呢？

　　现在行政化回潮同时伴随着平庸化、保守化。还有过去废除的政府行政力量直接入股推进科技创新这种事，现在有些行政主管部门又要捡起来，过去改掉的东西怎么又捡起来？这说明我们现在还有行政化的思路和处事方式。现在要培育增长新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需求的新动力，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东西要突破，不突破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能适应变革时代中国的要求？全球变革时代，我们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先把这三个方面抛出来让大家思考，至于怎么解决这三件事，第一，你要授权免责，要给人家容错机制。第二，要教育企业增强转型定力，要增强调控定力，我们的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也要加强转型动力，就是定力，不要怕，不要慌，要沉住气。就在这个过程中淘汰掉一批，否则就是死灰复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