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周其仁：降低成本有两个主攻方向
 

　　中国经济增长从速度看，在2007年、2008年达到峰值，此后虽然有波动，但是大走势是增速放缓。如果拿2007年增速最高峰跟2015年、2016年相比，中国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7％，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动。那么，增速放缓的态势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6%-7%这种速度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第一位因素是全球外需收缩。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出口驱动，高度依赖外需，所以外需收缩，中国当然首当其冲受影响。国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成本优势的变化。原来我们高歌猛进参与全球竞争，就是靠比较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后发现，“穷”也是竞争力。所谓“穷”就是工资低，而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一个产品，成本低售价就低。全世界买家哪有不喜欢物美价廉的？这讲破了没什么奥秘，比较优势即比较成本优势，前提是开放可以互相比较。

　　问题是成本会变化。劳动成本、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都随高速增长而高速变化。中国的经验说明，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还要数体制成本的变化。所谓体制成本，就是在生产以外、经济体系运行所要花费的成本。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严格推敲并不是仅仅因为穷所以人工成本很低。在没有开放以前，我们的劳力成本更低，但那时候并没有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所以，并不能说劳动力成本低就一定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需要变成产品，而要素要变成产品需要经过组织，需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是把原来穷的封闭性变成开放性，并在开放中推动体制革新。中国是一轮改革解放一波生产力。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农村劳力解放出来，又成为问题：怎么就业？国有企业哪里能招几亿农民啊？结果就逼出了一个民营经济。两条腿一起走，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始大家看不起民营，以为除了当补充，不可能有大戏。过去工业都是国家工业，靠苏联专家、中国部委指导才搞起来的，门槛很高。后来发现，民间包括农民，学习曲线（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技能或知识的速率）也很了得。在开放的情况下，体制又对头，有个时间过程就把中国制造搞起来了。制造产能形成了，市场在哪里？光国内市场还是不足，因为人均购买力还是低。从上世纪80年代沿海开放战略到2001年加入世贸，中国终于打开全球市场大门。开始觉得出口重要，但又怕中国企业自己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后来发现，充分竞争，更有助于中国企业打进全球市场，因为竞争才激发中国生产者、企业家的潜能，才知道全球市场究竟有多厚多深。

　　中国是一步步改革，一步步释放竞争优势的。如果离开了改革开放，生产成本再低也不能形成竞争力。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改革开放把原本奇高无比的体制成本曲线，大幅度降低了。

　　新问题是成本曲线永远在变动。经济学上成本曲线总是先降后升，到一个最低点以后又升上去了。总之，体制成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降而复升。

　　减这个成本，光靠民间不行，还是要靠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深化改革，否则体制成本很难降。降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共同努力，争取把比较成本优势尽可能延长一点，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独到性优势。2017年最重要的一个突围方向，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渐进改革的好处是震荡低，但渐进改革的难处是坚持渐进不容易。经验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国民经济就会被拖累。降低成本的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或引进新产品，或改变品质，或使用新生产工艺、开辟新市场、寻求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或创立新经济组织。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